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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干部”的子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干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部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种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强强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出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处去误人子弟。一些哈萨克女孩子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而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子们接触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部身心便会被吸引住，他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子们这种学习热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点就感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壁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处使人感到那种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种宽大待遇。流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处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子们判的分数不高而得罪领导二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高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数，这就更促进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流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身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三十五卢布，谁也不知道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出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交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按老爷派头通过教导主任交下来的，因此，奴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