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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棒。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鲤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液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无轨电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像无声的影子，像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声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地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质框眼镜—一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像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I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