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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