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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克雷洛夫。尽管如此，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手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一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进弗拉索夫的办公室，拿给他一万卢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像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厉害的小公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