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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产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还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杀人的革命军事法庭呢。还有铁道法庭呢（见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来临的死刑新纪元使俄国忽而浑身冰凉，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许还不是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来加起来有成千上万的个别的枪决。
我们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采用的而后来变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时髦做法——凿沉驳船，每次都装着未计数的、没有登录的、甚至没有点名的几百个人，（特别是军官和人质，沉没在芬兰湾、白海、里海和黑海，还有贝加尔湖里）。这不包括在我们的这部狭义司法史的范围内，但这是风习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从第一个留里克起，我们的各个时代有过像布尔什维克在整个国内战争中那么残酷和杀过那么多人的那样一段时期吗？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错，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废除过死刑，那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有代表性的曲折。当库班还有邓尼金、克里米亚还有弗兰格尔、而波兰的骑兵正在备鞍出征的时候，专政却丢掉了手中的惩罚之剑！有的研究者在专政的这种轻信态度和放弃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会不知所措。但是，第一，这个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将预定枪毙的人事先转移到附近地方去枪毙。例如，为历史保留下来了一份指令：
“机密。通令”
发至各地肃委主席，全俄肃委各特科。
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号
全俄肃委特科主任
／签字／雅戈达
第二，已通过对各监狱进行清理为法令做好了准备（大批枪杀以后可能属“法令规定之内”的犯人）。档案中保留着一份布蒂尔卡监狱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声明：
“在我们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这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个月（到监狱再次填满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枪决权还给了全俄肃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措施只县未经中执委官布字令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开始废除这项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来惩治反对国家和军队的犯罪（五十八条和军职罪），以及惩治武装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对“武装伙匪”的政治上的广义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巴斯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击队，任何一个不赞成中央政权的武装民族主义分子都是“武装匪徒”，没有这一条怎么行呢？还有劳改营的暴动分子和城市骚乱的参加者——也是“武装匪徒”）。至于那些有关保护私人的条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废除了其中的枪决规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颁布了八七法，这一项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时期的重要法律许诺给每一个拿了国家一星半点东西的公民一颗子弹。根据这项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和历来一样，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这条法律的人成群结队，那时枪也开得特别勤奋。在这个和平时期（基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时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处决。——只拿克列斯特监狱一地来说，一整年内就能超过一千名了吧？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台奇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而现在，好像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错。但也是属于刑法典的。
不过，还是恢复冷静和公正吧。当然，全俄中执会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本来一定会“完全废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亲和导师“完全废除”了全俄中执委本身。至于最高苏维埃，听起来更接近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下面那个“最高枢密院”。这时枪毙已经名正言顺地称为“刑罚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卫”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枪声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来也已经不能容纳在“保卫”里了。
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数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尔卡的拱形屋顶下这些数字还当做新闻传来传去，它们来自前不久住过这些监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级叶若夫分子（他们是知道的！）。叶若夫分子说，在这两年里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五十九条3，他们是作为“雅戈达的基础”被枪决的，这样一来，“老一代的高尚的盗贼世界”便被拦腰斩断了）。
这些数字是否那么难以置信呢？枪决人犯前后用的时间没有两年，而只有一年半，这样计算，每月平均就应当枪决（只就五十八条而言）二万八千人。这是在全苏联范围。那末刑场有多少处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处（实际上当然比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许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让参观：有“档案”；十年没有打扫的蛛网尘封的“档案”。在修复工程开始前，用卡车从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说一天中押到同一地点枪决的有六人。难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吗？这甚至是缩小了的！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材料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无产阶级大街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楼里每夜枪毙二百多人！（根据另一些资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枪决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眼线”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时期。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41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