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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正像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0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
）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