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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诞生于鄂豫皖苏区，成长于川、陕边界，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师之时连同地方部队共计八万多人。张国焘任主席，牢牢掌握军事大权，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尽管张国焘对与红军主力会师表示“振奋”和“欣服”，但实则他在观望主力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孰强孰弱以及能否与中央分庭抗礼。此时，沉寂在会师喜悦中的党中央，有谁会想到一场空前绝后的“裂变”正等待着他们。
6月28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与毛泽东针锋相对，一个要依托懋功向川康边发展，一个则坚持北上抗日，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且张国焘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事攻击党中央，要求改组。党中央对他这种错误的形势分析以及改组意见进行了适当批评，并制定了打开北上通道的《松潘作战计划》。随后，红军部队又翻越四座雪山，继续北上，而张国焘一再通过权力手段拖延执行作战计划，暗自却做着南下的决定。由此，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迅速集结，陈兵北上，中央红军不得不做出临时调整，选择了穿越松潘大草地的行军路线。
此时的张国焘已是权力熏心，他不将中央红军任何人放在眼里，尤其是毛泽东。沙窝会议后，中央军委实行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穿行草地。右路军附带中央军委，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负责指挥；左路军则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负责。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提到葛曲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加上粮食困难，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定4日晨分三天全部折回阿坝地区。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脱离危险区域。
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在俄界召开会议，坚持中央主力的北上战略方针，并极力争取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能够清晰态势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更甚之，私自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另立中央，成立“中央委员会”，并自封为“主席”，同时要求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自此，刚刚会师不久的两大红军主力不得不分道扬镳。在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开始进驻川北重要关隘腊子口，据杨成武回忆：“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的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随后，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岷山，攻占甘肃哈达铺，从敌人一份报纸中得知陕北竟有相当范围的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正是刘志丹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这一喜出望外的消息令红军将士振奋不已，过六盘山，进陕甘，与红十五军会师，这一行军路线恰与毛泽东的计划不谋而合，陕北终于要成为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且纵横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战略领导角色
第一节战略领导角色
由于分工不同，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企业；企业里，由于分工的不同，产生了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有领导，于是企业里就存在大大小小不少的领导，但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战略领导，只有那些有机会承担企业战略工作的人才是我们本章研究的对象。现代战略思维要求战略领导不仅是组织发展方向的指引者，还要扮演企业文化塑造者、组织架构者、资源整合者等多种角色，战略领导的成功与否关键就是能否扮演好这些角色。毛泽东就是一个成功的战略领导人，长征中，他以一系列卓越的表现展示了自己优秀的战略领导能力。
首先，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局势的变化。红军渡过湘江之后，损失过半，只剩下三万余人。这时蒋介石觉察到了红军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于是急调40万大军，布下口袋阵围追堵截红军，欲将红军一举歼灭。毛泽东这时候从敌军调动上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暴露，为避免更大损失，此时应“转兵”贵州。他先是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然后在通道会议上，向红军决策高层说明了红军面临的危险情况，让许多领导人转变了观点，终于在黎平会议上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获得通过，使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获得了主动权。
其次，毛泽东注意领导层内部的团结。王明掌握党的领导权时，将苏联的“肃反”模式搬到了国内，在全党大搞“肃反”运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这极大地破坏了红军高层的团结，损伤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原则，始终将团结大多数放在第一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将斗争的焦点始终限定在军事路线上，没有过多地批评“左”倾领导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还争取了参与路线制定的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使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区分开来，对张国焘的所有处理决定，都基于团结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基本立场，这些决定避免了两支军队的分裂。
再次，毛泽东注意树立红军的正面形象。他注重红军的对外宣传工作，他早在1929年就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实力。”红军长征路上，每到一处就先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宣传党的救国主张和群众政策；红军行军条件艰苦，但在毛泽东的督促下还是坚持办报纸，鼓动战士，宣传群众。红军的这些宣传，不但鼓舞了自己的战斗士气，而且争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相反，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是缘于他对自己战略角色的迷失。首先他对宏观局势把握不清，他没有看到红军的优势和所取得的胜利，片面地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期，应该全面退却，保存力量，所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他反对北上坚持南下；其次，张国焘不懂得内部团结，他假手肃反，杀害了许继慎等异己者，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一言堂”的局面；再次，他不善于做出角色调整，北上到达陕北后，他不愿意承认和检讨已有的错误，却转而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四方面军南下受挫的历史说明了战略领导人在整个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领导人要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并进行有效地管理，必须先认清自己应该充当的角色并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
战略领导者的九种角色
在企业中，战略领导者承担着以下角色：
胸怀全局，环境大气候的掌握者
战略领导者必须胸怀全局，不以局部利益为重点，而以全局为重点。中国加入WTO之后，环境大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企业家必须从全局出发对战略进行相应的修正和调整。
通常，最优秀的企业家都具有预知、预见能力，能够“一叶落知天下秋”。环境大气候的掌握者往往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别人都在打价格战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进行其他战略部署了；别人开始跟随时，他又悄悄撤离了。这才是战略领导者的先知风范。
作为战略领导者，毛泽东最为卓越的表现就在于他对全局、对大气候的准确把握。毛泽东说过：“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及同盟军等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是毛泽东全局观的初显。
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通过对当时中国国内环境的分析，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和条件，解除了当时很多人心中“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指导路线，是毛泽东全局观念的最伟大体现。
长征过程中，正是毛泽东对敌人战略意图的正确判断，对大气候的准确把握以及对革命发展形势的精确预测，数度将红军和中国革命从生死边缘拯救回来。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放眼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关系变化的国内外大势，为红军长征确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线，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而张国焘则
置抗日形势的变化于不顾，错误而偏执地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退守阶段，红军应南下川康，即使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受到重创也没能使其醒悟。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