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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做哥哥的环境。他依然能在学习中形成充分的哥哥角色，去保护那些需要他保护的妹妹们。
贾宝玉从小就在这样的女儿国中成长起来。
无论这些女孩比他年幼还是年长，在和她们的厮混中，他既是小弟弟，也是小哥哥。他受到她们的照顾，又由于“宝二爷”的身份反过来成为照顾她们的“大男人”。
这是贾宝玉护花神情结得以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从小没有当过哥哥、从小没有得到小女孩亲近、友爱、信赖的男孩子，很难形成像贾宝玉这样典型的护花神情结。
五，从本质上讲，哥哥的角色就是小父亲的角色。这是很容易从父亲以及其他父辈男性们那里学习到的角色。护花神情结强烈的人，常常也是父亲心理比较完备的男人。
那些一辈子只想做儿子的小男人，有时候来不及做普降及时雨的护花神，他们只想得到女性的照顾，却无暇去照顾女性世界；而面对女人世界具有父亲角色的大男人，则比较容易扮演护花神的角色，因为他们时时有张开雄性的羽翼保护女性的本能。
贾宝玉正是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强烈的“护花神情结”。他对生活中特别是婚姻中不如意的可爱女子有着强烈的爱怜之心，为此而牵动感情，是典型的“多情公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典型。
他们或许不像贾宝玉那样风流倜傥，然而，这种情结却时时牵动着他们，使他们对可怜可爱的女人发出此起彼伏的叹惋，为她们的不平遭遇扼腕。他们常常可能做出类似贾宝玉的护花神举动，为他所怜爱的女子提供帮助。
认识“贾宝玉情结”，认识这种情结的一般性表现，特别是认识这种情结的典型表现，无疑是男人认识自己和女人认识男人的必要智慧。
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
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
这其实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性都面临的矛盾。它终于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出来。
当然，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关于曹雪芹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类似剖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贾宝玉情结”、“托尔斯泰情结”不过是这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层面。
透过这些伟大作品的表面理性框架，能发现很多深藏的潜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就像我们分析《西游记》一样，同样会体现出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最终是聂赫留朵夫不想和玛斯洛娃结婚，所以有了《复活》的安排。
最终是渥伦斯基要把安娜作为包袱甩掉，只有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惟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并不愿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寻到了另外的情人而离开他──他也因为这种结局献出了更多的忏悔。
托尔斯泰对待女人的态度应该说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伪善”，这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人的“伪善”。
公平地说，这是不应该原谅和饶恕的“伪善”。
人类历史上许多崇高道义的行为来源于忏悔，而忏悔来源于道德上的亏欠与罪过感。
这是相当普遍的规律。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这两部书中确实体现了一个潜意识情结，他有着对女人的罪恶感，他在为忏悔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
就实质而言，他是在解决自己心理的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情结一般看来可能并不显得多么惨烈，考察托尔斯泰的一生，或许很难发现有什么记载在案的强有力事件，使得他对女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忏悔和赎罪心理。
然而，人类的心理就是这样，有些看来已经被理智掩盖过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却深深地沉入潜意识。当梦思维和艺术思维展开时，它就泛滥起来。
托尔斯泰正是在艺术的写作中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强烈的情结。
一个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写一个相同的故事，写一个相同的旋律，绝非偶然。
他的作品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男主人公对女性的伤害归咎于社会，是社会造成了男性的懦弱与自私，是社会扼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玛斯洛娃。这种归咎应该说是正当的逻辑。
然而，正因为比这归咎更深刻的潜意识是他的忏悔心理，才使得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强度。
人的心理常常会以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忏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恶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正义凛然。
批判了社会，就能在精神上解脱自己。
小说中的这个逻辑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一个男人，处在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的境地，只有在对社会做出批判的同时获得凛然正义感，才能够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得到心灵上的平衡。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书表现出的文学面貌的根源。
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聂赫留朵夫情结”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决人生矛盾的满足。
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男人有着聂赫留朵夫情结。他们超越道德规范与约束，去追求、勾引、占有着女人；又由于功利的考虑、道德的压力或者其他种种社会规范，做出了伤害女人的行为。由此，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不一定为自己所觉察的罪恶感、忏悔心理和赎罪的需要。
托尔斯泰的作品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矛盾。使他们既重温了追逐女人的幸福与快感，又释放了对女人的忏悔心理；一旦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