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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先生在绝笔之作《才女林徽因》中记道：〃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这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萧乾做客林徽因家中吃茶时发表的感慨，同时，这也是林徽因一生做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沈从文是常常到林徽因家去的，他从小在湘西长大，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底子。林徽因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沈从文碰到一些事，也会跑到林徽因家去寻求安慰。
第五部分第57节：生活还像平时那样过（图）
李健吾非常敬重这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大众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
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忿，可想而知的了。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
林徽因为人热情坦诚，又争强好胜。她的生前好友钱端升在她离世多年以后，犹自念及〃要几辈子感谢林徽因〃。这里还有一段因缘，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是林徽因的亲戚，他们的结合在当年就是林徽因做的大媒。据金岳霖回忆，钱端升和陈公蕙在商议结婚时突然发生矛盾，陈公蕙负气离平赴津，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于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四人开车一路追往天津。陈、钱和好如初，遂一同到上海去结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这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而作为知之甚深的好友，他们对林徽因的欣赏还不仅在于此。西南联大迁校昆明时，钱端升夫妇与林徽因、梁思成在郊区龙泉村搭屋居住。陈公蕙说：〃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
文学评论家李健吾提起林徽因也说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副炽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李健吾曾听林徽因亲口讲起这样一件得意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林徽因当时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京，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林徽因性格上的这种争强好胜其实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傲与自负。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就此讲过这样一件事。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作家叫林微音。〃徽音〃与〃徽音〃字形读音都相近，林徽因担心日后两人作品会相混，就起了改名之心。她征询林宣意见，听林宣说有个朋友的女儿叫〃筠因〃，林徽因拍案叫好，从此改〃音〃为〃因〃。林徽因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徽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一句话语出惊人，足可见林徽因的十足傲气。
16。那一段硝烟四起的日子
凡是从旧中国走来的人都不能忘那一段硝烟弥漫的日子，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有太多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是夫妻之间的不离不弃，不能忘却的是母子之间的难舍难分，不能忘却的是国土的沦丧，不能忘却的是同胞的血和泪。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这段日子也是他们最为颠沛流离的时期。
1935年秋，日军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林徽因所在的国立大学正在做南迁的准备。在忙着为迁移做准备时，林徽因在北京的姨母家见到了本地的亲戚，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准备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他们问她：〃你为什么那样心情激动地准备南迁呢？即使这里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房子还在这儿。北平还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生活还像平时那样过。〃
第五部分第58节：星期六朋友（图）
看着家族圈子里出现背叛祖国利益的变节行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无比痛心，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用尽全力地坚持自己的立场。1937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在考察归途中知道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他们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安顿后，林徽因立刻给正随姑姑们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儿写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有决心才好。〃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难路线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临行前，营造学社同仁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有的是无法带走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梁思成和天津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这些东西存在地下保险库里。一张匆匆写下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金岳霖后来描述这趟旅途：〃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
长沙这个拥挤过度的城市，从他们抵达的那日起，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匆匆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己成家常便饭。然而这一大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己在头顶上了。林徽因写道：
在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16米的地方，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设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格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队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火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3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不错。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指昆明）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尽管只是随便说说，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长沙的朋友们之间的情绪。中国政府很清楚，受过教育、具有先进技术的国民是未来中国的宝贵资源，而他们只占了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读书人不能当兵，而应当保护起来为国家所用，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政策。因此国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少数外，都被围在他们的学校里，而抗击日军的实际战斗就落在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或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后者经常被抓去当兵。
第五部分第59节：不知流落何方（图）
同时，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