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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北京卫戍区现在谁管事？贺龙报告：主席和林彪刚下令改组了卫戍区党委和司令部，名义上还是傅崇碧少将当司令员，但新来了个「四野」的温玉成中将当太上皇，什么都管。现在三十八军和卫戍区究竟算什么关系，也搞不清楚，他也不便过问。
贺龙元帅生性豪爽，见刘、周、邓、彭四位面面相觑，就又忍不住继续报告说；二月份北京军区的人马被抽空，三月初第三十八军进关，到了北京外围完成军事布置，到昨天晚上军队进驻电台、报馆，这些大事，他这中央军委的当家和尚统统被蒙在了鼓里。这是兵变嘛！兵变，早就发生了。我们麻木不仁，他们手脚很快……周恩来以犀利的目光制止住了贺龙的口无遮拦，转而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事已至此，只有尽快请示润之本人了。一向慎言慎行的刘少奇，一脸苦笑，一脸无奈地摊了摊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叫我们怎么做事？还是以中常委多数同志的名义，请他自己回来主持工作吧！小平，你看怎么办？邓小平说：没法子搞懂，闹到动用军队接管，还是什么党指挥枪？他未必肯回来。
彭真知道自己已经获罪于毛泽东，没有插言。
刘少奇给远在武昌东湖宾馆「养补的毛泽东主席挂了电话。可是武昌方面接电话的警卫秘书说：主席服了安眠药睡着了，是不是请下午三点以后再来电话、也可以直接挂到游泳室去……北京塌了天，毛泽东却在武昌东湖宾馆怀拥温香软玉睡白日觉。中南海成了只大热锅，刘少奇和他的同事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直到当天下午四时左右，刘少奇才在电话里听到了从武昌东湖宾馆游泳室传来的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语调轻松，还像往常那样幽默风趣：少奇呀，北京出了点小情况，我是知道的，没有什么了不得。党中央还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国务院嘛。你不是下旬还要和陈毅出国访问？你是国家主席，放心去好了……我身体不好，回不了北京。北京的事，还是由你和恩来、小平当家喽……开个会研究局势？当然可以。我们先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如何？有劳各位迁就一下病号，来我这里开吧！你们要在北京开也可以，我派康生做代表，到会上转述我的意见……康生！又是那个牛头马面、害人从不眨眼的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除毛以外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阴毒的家伙。毛泽东主席却一再予以提拔重用，并视为知音亲信。刘少奇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就像吃下一只苍蝇，要吐要呕都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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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革命就是割猪肉」
实际上，毛泽东运筹帷幄，早已是文武兼备：在北京动用卫戍部队接管电台、报馆的同时，在武汉东湖宾馆正秘密集中了一批秀才，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作几篇批判北京市委、批判刘、邓路线的革命檄文。
这批御用秀才为：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毛泽东委派自己的夫人江青做这个写作班子的召集人和联络员。以这批人为骨干，一个将要取代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进而取代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的毛氏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已呼之欲出了。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下榻的武昌东湖宾馆举行。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照例请了病假。除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位常委出席外，扩大出席者有彭真、康生、陈伯达、陆定一、王任重等人，留置在毛泽东身边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以及毛泽东的军事参谋彭绍辉上将，则作为列席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仍然采用大题小作、声东击西战术，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布设迷局，使其摸不到他的底细。他煞有其事地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长篇讲话。他与大家促膝谈心似地滔滔不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剪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今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并进而指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刘少奇总算松了一口气：毛泽东主席原来要解决的还是个知识分子问题，毛给文化大革命划定的范围，并不包括党、政、军等要害领域。毛一脸病容，看来的确是老了，调派大军进驻宣传舆论单位，以枪杆子去管笔杆子，也是以大炮轰蚊子，小题大作了。
彭真却没有刘少奇这种侥幸心理。他手下的三员干将邓拓、吴晗、廖沫沙，第一次被毛在党的会议上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明白自己也大祸将临。但他仍寄望于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书记处，寄望于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能为他、为北京市委市政府主持公道，说几句相救助的话。
然而正是在这南、北两个党中央、两个司令部生死决斗的关键时刻——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友邦巴基斯坦，三月三十日回国，留在新疆境内的和阗、鸟鲁木齐等地视察，并未返回北京。四月四日，再又偕夫人出访阿富汗、缅甸，四月二十日返国。两次出访皆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陪同。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北京党中央的主帅，在这段最要命的日子里离开北京，离开党中央权力核心，除了他对毛泽东仍心存侥幸抱有希望之外，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已在心里承认彻底失败，毛已先他下手实施了「兵变」。但他尚未与毛公开撕破过脸皮。就算他在大饥荒的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二年春有过对毛不恭言行，但确实从未有过具体的反毛计画，相信毛手下的内卫系统也未抓着过他的什么把柄，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基础也还甚为稳固，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二是他或许已知悉中央军委的元帅、大将们、三军总部的司令员政委们，普遍对林彪秘密调动「四野」第三十八军入关，到北京城里搞「兵变」感到愤怒和羞辱，而寄望军队元老们群起反「兵变」，赶林彪下台，断毛的翼羽。他则置之事外，回来正可收拾局面。
可是毛泽东的兵变功夫已经修练到家，早抽空了北京军区在河北省境内的部队，北京地区已完全处在了第三十八军的铁壁铜墙之下，北京城内的卫戍部队司令部亦已改组，中南海及其所有中央政治局成员、书记处成员们的住宅，则完全由毛的亲信书童出身的汪东兴率领的中南海警卫师控制着，中央军委只剩下贺龙元帅几位演空城计，无兵无卒的，就是想反兵变也反不起来了。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往往坏事，远不及刘、周、陈、邓高明；玩弄军事手段，阳谋阴谋，刘、周、陈、邓们却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多次召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谈话。毛泽东开始点名批判彭真。他对彭真已恨之入骨，却又举着小拇指说：彭真算老几？小人物一个，我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把他捅倒！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提出要支持左派，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要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小组？就叫文化革命小组，伯达当组长，康生做顾问，江青、春桥做副组长，湖北父母官王任重这一段表现不错，也兼个副组长，谢富治、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诸位当成员……当然这事现在不准外传，等我找机会叫政治局开会通过一下。
接下来，毛泽东对几位亲信大将面授机宜：彭真的北京市委搞成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周扬的中宣部是阎王殿，专门压迫左派，要解散，要倒毁，重新来过……四二年我在延安就讲过，搞革命就是割猪肉，要一刀一刀来割，一块一块来割。庄子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何轻疾。我们要向庖丁前辈学习，讲究刀功刀法，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猪肉尚未割成，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的高超韬略，神机妙算，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们是心领神会、俯首投地了。
也是毛终于向他们透了透「天机」，或称为「路线交底」。过去干革命「割猪肉」，是从国民党政权身上一刀一刀割下根据地，建立起使共产党势力日益扩大的地盘；现在干革命「割猪肉」，也是一刀一刀，一块一块地来割，自下而上，由小及大，先割掉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再割掉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再割掉中宣部，一步一步割上去……毛泽东未说明，但意图已对亲信们暗示得很清楚了：一刀一刀割向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一刀一刀割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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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北京中央不堪一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军事管制后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公开炮打中共北京市委，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彭真却求救无门。周恩来总理很圆熟，已经刻意疏远着他。邓小平总书记倒是没有回避他，中宣部的陆定一也够朋友，跟他深谈过两次，却不得要领。一切等着刘少奇回来拿主意。刘少奇却逗留在新疆视察工作，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