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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安德烈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翻个过的。”
安德烈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漠，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 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
总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而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
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 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愤怒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漂亮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顺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情人了，是不是？
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错不了。”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沉稳、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玩儿：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条繁荣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然后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一个完了，再来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你瞎说。”我说。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说，但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又不是疯子？”她眼睛瞪起来了。
大家洗耳恭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述说着嫖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想弄清楚人：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厌恶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有意诽谤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好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教会里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必定是小偷、流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妈妈”所讲述的故事和妓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怨恨话，我的同伴们不仅仅是厌恶的气忿，还充满了惊喜，他们发现：“这么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难过极了。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粉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昏暗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乌七八糟的折腾一通，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分散到喀山的各个角落去了。由于情欲和生活的郁闷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肮脏的洞穴里，极为荒唐的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文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丑恶的知识。
可怜的卖唱的姑娘们，在污浊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一个个像霜打了，拖着脚走路。在手风琴的哀音和一架破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摆动着柔弱的腰肢。望着眼前的一切，心中一阵朦朦胧胧的忧思，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尽人意，“赶快离开这儿。”我的心情坏极了。
在面包坊里，只要我说有人毫不为已地为他人寻求自由与快乐时，就会有人提出质疑：“但姑娘们并不这么认为。”
然后他们开始为我进行猛烈攻击。我当时很自信，我觉得自个儿象一条不驯服的小狗，但比大狗还要聪明和勇敢，所以我对他们毫不客气，甚至大发脾气。我认识到思考生活和实际生活同样不容易。我有时会对同伴们的忍耐性感到愤怒，我真不理解他们会心甘情愿忍受酒鬼老板的污辱，他们的顺从和毫无休止的忍耐精神激起了我的怨恨。
我的精神处于非常痛苦时期，就在这时，命运发生了转机我又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虽然它是和我敌对的，但它仍然从心灵深处触动了我。
一个风雪之夜，大风呼啸，像是要把天空扯碎似的，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大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太阳自此沉没不再升起了。这正是忏悔节之夜，我从捷里柯夫那儿出来返回面包坊，我眯着眼，迎着风雪前行，突然我的脚下被什么一绊，正跌倒在横躺路上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彼此咒骂着，我骂俄话，他骂法文：“呀，魔鬼……”我的好奇心被引发出来，我将他搀扶起，让他站好。他个子矮小，比较瘦弱。他一下把我推开，吼道：“我的帽子。
他妈的。给我帽子，我快冻死了。”
我帮他找到帽子，抖了抖雪给他戴在因怒而倒竖的头发上，可他却不通情理地把帽子摘下来摇晃着，用俄法两国话骂我：“滚。滚。”
然后突然向前狂奔，消失在雪夜中了。走着走着，我鬼使神差地一回头，看见他站在电线杆子旁，双手抱着没有路灯的电线杆子。并郑重其事地说：“琳娜。我快死了……唉，我的琳娜……”看得出来，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他会冻死街头的，我走过去问他住哪儿。
“这儿是哪条街呀？”他带着哭腔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我拽住他的腰，拖着他向前走，一边不断地寻问他的住址。
“在布莱克街……那儿有好几个浴池……就是家了……”他用冻得发抖的声音说。
他一溜歪斜地向前走，弄得我走路很吃力，我听到他的上牙在打下牙：“要是你知道，”他一边撞靠着我，一边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
他停下来，一只手举起，吐字清晰甚至带点得意地说：“要是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他把手指头含在嘴里，身子摇摆得快站不住了。我伏下身，背着他走，他把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不停地埋怨：“要是你知道……我快冻死了。哎呀，我的上帝呀……”在布莱克街上找了半天才算弄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