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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雨下得很大。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楼下的一个胖女人——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
“大夫，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这怎么行，要是不采取措施，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见宽大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项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方——便，”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喝叱，命令他起来，况且他也不听你的。
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3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此时，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她自己坐在旁边。
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
而要进到这里来，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
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吗？”
“没有。”
“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
“试过了，”他已经疲于回答了。
“这儿有5家旅馆。”
“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闭上了眼睛，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也不贵。”
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躺着当道！说什么直到给他床位为止！瞧，你这无赖！起来，别胡闹！这地方是消过毒的！”护理员逼近他。
“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汉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像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了，对了，有一张长椅，在这道门外边——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射的病人等候时坐。
颓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吩咐护理员把那道走廊门打开，对病人则说：
“起来吧，我给您安置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他看了她一眼，一时不太相信。然后忍着难耐的疼痛和痛楚的抽动从地上爬起来。看得出，每一个动作和躯干的转动都使他感到困难。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把行李袋抓在手里，而现在要弯腰去取他又疼痛难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轻巧地俯下身去，白净的手提起他那湿透了的不干净的行李袋递给他。
“谢谢，”他露出一丝苦笑。“我竟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水迹。
“您淋过雨吧？”她注视着他，愈来愈同情。“那边走廊里暖＿和，您把大衣脱了。您是不是冷得直抖？发烧吗？”他的额头整个被那顶拉得很低、聋拉着两只毛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盖住了，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额上，而是贴向了他的脸腮。
一摸就会知道，他发烧了。
“您通常吃什么药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不再那么极其冷淡了。
“安乃近。”
“您还有吗？”
“没有。”
“要不要给您拿点安眠药来？”
“如果可以的话。”
“对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许可证拿出来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还是仅仅由于疼痛而牵动了嘴唇。
“没有那张纸——就得淋雨？”
他解开军大衣的钮子，从露出来的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住院许可证，果然，是当天上午门诊部开的。她看了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应归她管，属于放射科的。她拿着许可证转身去取安眠药：
“我马上就会拿来。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过来。“把那张纸还给我！我们了解这些手段广
“可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她回过头来，委屈地问道。“难道您不相信我？”
他踌躇地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
“凭什么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没用同一只饭盆喝过汤…．，，
说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气了，自己没回到他那里去，而是让护理员把安眠药和许可证交给他，许可证的上方写上了“让。”字样，还划了一道杠，打了惊叹号。
只是在夜间她才从他身旁走过。他睡着了。长椅微微弯曲的椅背与同样弯曲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浅槽，对这个人来说，睡在上面很方便，不会摔下来。他已把淋湿的军大衣脱了，但还是把它盖在身上：一侧衣襟盖着两腿，另一侧盖着肩膀。一双破靴子挂在长椅的一端。靴面无一处完好，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马蹄铁。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头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抽点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语气坚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做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子汉！”她带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管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深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请求您。”
不消说，从她这方面来说，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马上把胳臂袒露出来，向她伸过去：
“只是为了您——抽3毫升好了，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在那一瞬间，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没再问什么。
其实，“汉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么回答呢？说“我还没出嫁”？说“我从来没结过婚”？
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活检的始末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带进器械室，一个接受了一次照射的女病号刚刚从那里走了出去。这里从上午8点钟开始，用支架吊起来的一支18万伏特的大型爱克斯射线管就几乎不间断地工作，而通风窗口关着，所以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甜腻腻的、有点儿难受的爱克斯光辐射热。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来次之后，肺部一感受到这种热（其实并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这种热却已经习惯了。东佐娃在这里工作了20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防护罩（她还差点儿在高压电线下触电身亡），她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还要多，只不过没有人去把这些射线“单位”累计起来算一算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点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线管下的一张硬榻上，并把腹部袒露出来。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什么毛笔在他皮肤上刷来画去，仿佛在写号码。
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