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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的是离开单人囚室。他当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么……后来呢？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长，真的……后来，大约过了5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观察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才给我做了手术。可是谁也没对我说起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俭他送去做了没有？”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么叫活俭。手术后我躺在那里，身上压着小小的沙袋。快满一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学着一条腿下床，练习站立；就在这时，集中营里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总共约700人，叫做‘叛乱分子’。在这一批被放逐的人里，也包括我那位极其温顺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是从宿舍被带走的，没让他给病人作最后一次巡诊。”
“多么荒唐！”
“可这还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显得异常亢奋。“我的一个朋友跑来悄悄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个放逐的名单上，是经过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娜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还没有拆线，却点了头，瞧，这个混帐的女人…··对不起……我心想：刀口带着缝线挤在运牛的火车车厢里，必定会溃烂化脓，这就是等死。于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这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这并不是由于杜宾斯卡妮夫人发了善。乙，她对我没有被押走还感到惊奇呢。原来是由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发现：我的刑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话题扯得远了……随后，我走到窗前去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对米远，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从那里发现我在窗口便喊了起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风小窗打开！’看守骂他：‘闭嘴，你这混蛋！’可他还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记住！这很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组织分析去了，您要记住！’就这样……他们被押走了。这就是在您之前给我治过病的几位医生。能怪罪他们什么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头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这所而是那所医院的气氛又使他透不过气来。
东佐娃撇开枝节（病人的叙述总是有许多不必要的），抓住要点，继续问下去：
“那么，鄂木斯克方面是怎么答复的？有过答复吗？是怎么向您宣布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耸了耸瘦削的肩头。
“谁也没向我宣布什么。就连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为什么向我喊这番话，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恶化得厉害时，有一个妇科老医生，我的一个朋友，才硬催我去询问。我给自己营里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于是我就给营部写信告状。大约过了两个月，来了这样的回信：“虽经仔细查阅您的档案材料，仍无法确定分析结果。’肿瘤已使我恶心得受不了，本来不想再往哪儿写信，但由于监督处怎么也不放我出去治疗，我也就抱着试试看这种想法往鄂木斯克写了封信，写给病理解剖研究室。很快，没过几天那里就回了信——这已经是在1月份，放我到这儿来之前。”
“说的就是这个，对，对！这封回信！回信在哪儿？！”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当时我正要动身到这里来，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何况那张纸上也没有盖章，只不过是研究室的一名化验员写来的信。她写得很客气，正是在我说明的那个日期里，从那个地点确曾有标本送去，切片分析也做过，并且证实了……您所怀疑的那种类型的肿瘤。还有，当时就已经把答复寄给要求鉴定的医院了，也就是说，寄给了我们营的医院。看来，这事很有可能按照我们那里的一套做法处理了，我完全相信：答复寄来了，反正谁也不需要，于是杜宾斯卡妞夫人就…”
不，东佐娃根本不能理解这种逻辑！她交叉着两只胳膊，手掌不耐烦地轻轻拍着上臂。
“要知道，根据这样的分析结果，应当立刻给您进行爱克斯光治疗！”
“给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开玩笑似地眯缝起眼睛看了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爱克斯光治疗？”
瞧吧，他对她讲了有一刻钟，而且还能怎么坦率呢？可她还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不无感慨地说。“那里的情况是很难想像的……关于那个世界，外面的人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什么爱克斯光治疗！我开刀的地方疼痛还没有消失，跟艾哈迈占现在的情况一样，可已经跟大伙一起在干活了，还浇灌过混凝土。我甚至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什么不满。您不知道两个人抬的那种盛着混凝土浆的深箱子有多重吧？”
她低下了头。
“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后来病理解剖研究室的这一答复为什么没有盖章？为什么作为私人信件发出？”
“作为私人信件发了出来已经谢天谢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说。“总算遇到了一个好人。我发现，女人中间的好心人毕竟比男人中间的多……至于作为私人信件发出来，那得怨我们该诅咒的保密制度！她信上还继续写着：‘不过，肿瘤标本寄给我们的时候没有注明病人的姓名。因此，我们不能给您开出正式的证明，标本的解剖玻片我们也不能寄给您。”’科斯托格洛托夫十分气愤。这种表情在他脸上反映得比什么都快。“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机密！真是些白痴！唯恐那边的什么研究室知道某某营里关着一名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仿佛是法王路易的兄弟似的！至今，我的切片还作为无名氏的标本放在那里，而您却为治我的病不得不绞尽脑汁。保密倒算是做到了！”
东佐娃望着他，目光坚定而明确。她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那么，这封信我也应当放在病历里。”
“好。我一回到那个庄子，马上就给您寄来。”
“不，要快一点。您的那位妇科大夫能不能帮您找到，能不能寄来？”
“找倒是能够找到……不过我自己什么时候回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皱着眉头望着她。
“在我认为您的治疗需要告一段落时，您可以回去，”东佐娃一字一顿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但那也只是暂时的。”
在交谈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所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可不能不战而轻易放过！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们最好达成协议，不要用大人跟小孩谈话的这种调子，可不可改用大人跟大人谈话的那种调子？很认真地谈谈。今天巡诊时我对您……”
“今天巡诊时您在我面前，”东佐娃的大股顿时一沉。“作了一次丢脸的表演。您想干什么？想把病人的思想搞乱吗？您在往他们的头脑里灌输什么？”
“那会儿我想干什么？”他说时并不发火，同样很有份量，并且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脊背紧靠着椅背。“我只是想提醒您，我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人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不对吗？您是否承认我有这样的权利？”
东位娃望着他脸上那道没有血色的弯曲疤痕，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
“您一开始就基于错误的论点：既然病人进了你们的医院，下一步就是你们代他考虑。由你们的指示，由你们的碰头会、方针、计划以及你们医院的名誉代他作主。就这样，我又是一粒砂子，同在营里一样，我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做手术之前，医院总是先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东佐娃提醒他。
（她提到手术是什么用意？…如果要给他动手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谢谢！为此而感谢，尽管医院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保险。可是除了动手术，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也不征求病人的意见的，什么也不向他解释！就说爱充斯光这一点吧，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关于爱克斯光，您是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东佐娃在寻思。“是不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的？”
“我不认识什么拉比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自信地摇了摇头。“我谈的是原则。”
“一点不错，他正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这些关于爱克斯光后遗症的可怕故事，但答应过决不出卖他。拉比诺维奇曾经是个门诊病人，已经照过200多次爱克斯光，吃了不少苦头。他觉得，每照10来次，自己不是愈来愈接近康复，而是愈来愈接近死亡。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同一套住宅、同一栋楼房、同一座城市的人，谁也不理解他的心情：那些健康的人们总是从早到晚奔波忙碌，想一些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就连自己的家属也已经对他感到厌烦了。只是在这儿，在癌症楼的台阶上，病友们会对他表示同情，一连几个小时听他唠叨。他们能够理解，当“推引”的活动三角出现僵化，照光的所有部位辐射瘤痕增厚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您听听，他居然谈起原则来了！…难道东佐娃和她手下的主治医生所缺少的就是整天跟病人讨论治疗原则！那什么时候才能着手治病呢！
“不过，像此人这样固执地好刨根问底，或者像拉比诺维奇那样老是缠着她了解病情进程，大概50个病人中间才有1个，有时免不了要耐着性子跟他们解释。从医学上来看，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例也是很特殊的：奇就奇在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