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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从进入病房就手不释卷研究地质学的青年，此时正坐在靠近科斯托格洛托夫那另一个窗口的床上看书，偶尔抬起头来听人们争论。这会儿他也抬起了头。客人们在听，同病房的人也在听。炉子旁边的那个费德拉乌正侧身蜷缩在床上，靠在枕头上听，此人的脖子暂时还是洁白的，但已厄运难免。
“……原来，取决于这道屏障本身中钾盐与钠盐的比例。其中的哪一种盐，我不记得了，权且是钠盐吧，如果钠盐占主要地位，那么，什么也不能把人制服，屏障不会被突破，人就死不了。相反，要是钾盐占了上风，屏障便起不了保护作用，人就会死去。而钢和钾的比例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们的比例取决于人的情绪！！懂吗？这就是说，如果精神饱满，如果人的心情舒畅，屏障本身的铀就占优势，任何疾病都不能把人置于死地！但只要他情绪低落，钾马上便会占上风，那也就可以准备后事了。”
地质学家带着平静的欣赏的表情听着，像一个聪明的大学生，大致能料到黑板上下一行将会写些什么。他表示赞同：
“乐观主义生理学。这个思路很好。”
似乎浪费了时间，说完他就又埋头看书了。
对这一点，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有任何反对意思。啃骨者的讨论完全符合科学。
“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如果再过那么100年，我们的机体在问心无愧时会分离出一种雄盐来，而在问心有愧时则分离不出来。细胞会不会形成肿瘤或肿瘤能不能消退，也就取决于这种锅盐。”
叶夫列姆声音嘶哑地叹气说：
“我毁了好多娘儿们。生了孩子又把她们抛弃了……她们流了很多眼泪……我的肿瘤消不了。”
“这有什么联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克制不住了。“这是极端的宗教迷信，好好想想吧！乌七八糟的书，波杜耶夫，您读得太多了，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显而易见，您在这儿给我们咦叨的是道德上的什么自我修养……”
“您为什么跟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那么过不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顶撞他。“为什么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会引起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个问题会刺痛谁呢？只会刺痛那些道德上的败类！”
‘您……不要忘乎所以！”只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眼镜及其边框倏地一闪，这一时刻他把脑袋挺得又正又直，仿佛没有任何肿瘤从右边顶着他的下颌。“某些问题早就有了定论！您已不能再妄加议论！”
“可为什么我不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盯着鲁萨诺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员纷纷劝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床上的哪个发不出声音的人耳语似地说道，“您刚才的话题是关于烨树菌……”
但无论是鲁萨诺夫还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互不相让。他们累不相识，但都剑拔弩张似地望着对方。
“既然您想发表意见，那就应该具有起码的常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板有限地吐着每一个字，教训自己的对手。“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观点，列宁曾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斯大林同志也写过文章！还有高尔基。”
“对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强忍着怒火向对方伸出一只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米，生活也就会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言以对。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缘开始涨红，面颊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圆圆的红斑。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驳，不是参与星期六的这场争论，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谬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否有害。）
“我并不是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说道，“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有什么学问，这我很少研究。但我凭自己的头脑这样理解，列宁之所以批评列夫·托尔斯泰的道德修养经，是由于那时这种主张会使社会偏离反对暴政的斗争，偏离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您为什么不许人家开口？”他伸开两只大手，指向波社耶夫。“他是在生死边缘上思索生命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托尔斯泰著作，您为什么如此恼火？这会碍谁的事呢？莫非要把托尔斯泰的书扔到火堆里烧掉？难道政府的教务管理局还没把事情做绝？（科斯托格洛托夫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他把“至圣的”和“政府的”两个词搞混了。）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已全部涨红了。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诚然，他没听清是对哪个具体机构），而且当着偶然聚在一起的听众，这就使局面更为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这场争论，待以后有了机会首先审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如波杜耶夫那边说：
“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会更有益处。”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重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分寸，继续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面前宣扬自己的一套：
“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思考呢？归根结底，我们的生活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俄爱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谈什么深刻感受！这不需要我们，任何动物——鸡、猫、狗都会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已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谈论死亡！我们连提也不要再提了！”
“对我没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摆动铲子似的大手。“要是在这儿不谈论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啊，我们将永远活在世上！”
“这么说，您打算怎么样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提高了声音。“老是谈论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这种方式去使钾盐占优势吗？”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