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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姆卡递给他一支铅笔。西市加托夫，费德拉乌叶夫列姆，倪老头，都想记。等大家都准备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开始慢慢地一边念信一边解释：怎样使恰加不要晒得太干，怎样捣细，用多少水煮，怎样熬浓和滤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记着，有的写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这样，病房里的气氛变得特别融洽和和睦。他们之间有时说话态度是那么不够友好，但有什么隔阂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使他们分开的呢？
焦姆卡记完之后，用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粗嗓门慢慢吞吞地说：
“不过…倒哪儿去弄烨树蘑呢？这里又没有……”
大家都叹了口气。在这些离开俄罗斯很久（有的是自愿离开的）或者从来也没到过那里的人面前，掠过了这个植物容易生长、气候温和、没有酷热太阳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时而是笼罩着有利于章类生长的菲菲细雨，时而是春潮泛滥和泥泞不堪的田间和林中之路。在这个静谧的地方，普通的树木对人来说却是森林里待上几个月，采集这种恰加，研成细末在髯火上熬汤，像动物那样渴了就喝，渐渐把病治好。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游逛，一心把身体养好，别的什么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罗斯的路对他来说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却没有学会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为了寻找这样的药物，怎样才能弄到证明或者请假？怎样打破生活常规，同家人告别？到哪儿去筹集一笔钱？作这样一次远行该如何穿戴，随身带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车，之后又该到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还轻轻拍着那封信说道：
“他在这里提到，有些所谓的采购员，简直是精明能干的人，他们收集恰加，晒干后寄给委托代购的主顾。不过价钱很贵——l公斤要15卢布，而一个月需用6公斤。”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愤怒了，他摆出的一副威严上司的面孔，会使任何一个采购员吓软了腿。“用毫无代价的取自大自然的东西去发横财，他们还有什么良心？”
“别瞎亮亮（嚷嚷）片叶夫列姆向他嘘了一声（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别难听——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齿不清）。“你以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吗？这得背着口袋、拿着斧头满树林里走啊。冬天的时候，还得脚踩滑雪板呢。”
“但是1公斤总不该要15卢布呀，这些该死的投机分子！”鲁萨诺夫怎么也不肯让步，他的脸上又出现了一些红斑。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若干年来，鲁萨诺夫形成了一种愈益明确的看法，而且越来越坚信不疑：国内所存在的所有短缺、亏欠、毛病、损失，根源都在于投机倒把，在于小商贩的倒买倒卖。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卖青葱和鲜花，一些女人在市场上卖鸡蛋和牛奶，在车站上卖酸奶、毛袜乃至炸鱼；也在于大规模的非法活动，例如“开后门”挖国家仓库，成卡车地盗运物资。如果把这两种投机倒把活动连根铲除，我们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纠正，我们的成就会更加惊人。如果一个人靠国家的高工资和高额退休金去巩固自己的物质地位，那没什么不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就想成为这种特殊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汽车也好，别墅也好，便都是劳动所得。然而，同一种牌子的汽车，同一种标准化设计的别墅，如果是用投机倒把的钱买来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其中包含着犯罪的因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盼望——正是盼望——对投机商人采取处决示众的对策。公开处决可以迅速而又彻底地健全我们的社会。
“那好吧！”卅夫列姆也火了。“别瞎亮亮，你自己坐车到那儿去组织收购好了。用国家的名义也好，用合作社的名义也好，随你的便。在这儿你嫌15个卢布的价钱太贵，那就别订。”
鲁萨诺夫明白，要害就在这里。他痛恨投机商人，可是现在，如果这种新药还要经过医学科学院的批准，还要等中部俄罗斯各州的合作社去组织连续的采购供应，那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是等不及的。
发声困难的新病人，像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拿着笔记本几乎爬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床上，扯着嘶哑的嗓子继续追问：
“有没有采购员的地址？……信上没写那些采购员的地址吗？”
就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准备好了，要把地址记下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回答。不管信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地址，反正他没回答，而只是从窗台上下来，伸手到床底下去摸一双靴子。他不顾医院的种种禁例，还是私藏了一双靴子，留着散步时穿。
焦姆卡把药方藏进床头柜里，他不再问什么，只是十分谨慎地把自己的那条腿搁到床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钱。
白烨树有助于治病，但并不是对谁都起作用。
鲁萨诺夫可说是有点不好意思：跟啃骨者发生了冲突（3天来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冲突）之后，现在又对他谈的事情如此明显地感兴趣，而且还跟他要地址。也许是为了讨好啃骨者，也许不是，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非存心，而是无意中提到使他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命运，态度颇为真诚：
“是啊！世上还有什么能比……（癌吗？但他生的不是癌）这些……肿瘤…比癌更糟的呢？”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一点也不为这个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经验比他足的人的信任所动。他用的靴筒上晾干了的深褐色包脚布将脚包起来，一面把皱折处胡乱补缀过的可恶的人造革破靴子往脚上套，一面冲着鲁萨诺夫说：
“比癌更糟的吗？麻风！”
这两个可怕的字以其排炮似的强烈声音在房间里响彻开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了皱眉头，平和地说：
“这话怎么说呢？何以见得更糟？麻风的病变过程倒是比较慢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阴沉和不友好的目光盯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浅色的眼镜和闪亮的眼睛。
“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好受吗？”
同这个粗鲁无礼的人离得如此之近，毫无遮蔽地处在他那燃烧着阴郁之火的目光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很不自在。
“我是想说，所有这些可诅咒的疾病……”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时都会明白，应该迈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会这一点。他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这种分寸嗤之以鼻。这时，他挺直瘦长的身躯站了起来，穿上了外出散步作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几乎拖到靴子的浊灰色绒市女式长衫，洋洋得意地抛出一句自以为富有哲理的话：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要是不生病，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寿数。”
他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了卷成4指厚的一条带五角星搭扣的军人皮带，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长衫外面，只是留神没把肿瘤部位勒得太紧。接着，一边揉着一支不等抽完就会自行熄灭的那种廉价的蹩脚“钉子”烟卷，一边向门口走去。
发声困难的那个病号在病床之间的通道上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让路，尽管他具有银行行长和部长总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态却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扬名的肿瘤学权威，但此去将永远离开这栋楼房：
“那么，请您说说，喉头肿瘤大约有百分之几是癌？”
“34％，”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微微一笑，从他身旁走过去。
门外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
奥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静止的湿冷空气，没等这口冷气流遍全身，他就即刻点起了一支烟卷，不这样他就总觉得美中不足（尽管现在不仅仅是东佐娃，而且还有马斯连尼科夫在信中也没忘记提醒他戒烟）。
外面一点风也没有，也不算很冷。借着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看得见附近的一个水洼，水面发黑，没有结冰。算来只是2月5日，可已经是春天了，似乎还不习惯。空气里悬浮着算不上雾的薄雹，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只是使它变得柔和些，不那么强烈而已。
奥列格左边有4棵金字塔式的白杨，像4个兄弟紧挨着，耸然向上，比楼顶还高。另一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技权伸展得无拘无束，跟那4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层层的其他一些树木，公园从那里延伸开去。
13号楼门前是没有遮拦的石头平台，它的几级台阶通向一条夹在灌木树篱中间的慢坡沥青路。现在树木都没有叶子，但紧密地挨在一起，显得很有生气。
奥列格是出来散步的，他想沿着林荫小径走一走，随着每一步的迈出，随着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为一个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稳健、有其好腿之喜悦。但是从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脚步，于是他就在这里把烟抽完。
对面几栋楼稀疏的路灯和窗户的光线十分柔和。小径上几乎已没有人走动。当后面附近一条铁路上没有隆隆驶过火车的时候，这里就会传来均匀的温偏流水声——一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飞溅。
再往前，过了悬崖，过了山涧，是市区的一个公园。不知是从那个公园（尽管天气很冷）还是从俱乐部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管乐队演奏舞曲的乐声。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