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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如果需要开刀”。这意思是不是也许不必开刀…还是相反，更糟些……连开刀也…用不着了……）
“这么说，”东佐娃明白了，“手术很复杂，你们不敢在这里做，对吗？”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奥列先科夫脸色沉了下来，一口否认。“请不要在我的话里寻找别的意思。我们无非是想为您…该该怎么说呢？…为您找找门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
“哎，”他向桌上一摆脑袋，“拿爱克斯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这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过来进行分析。
“不，不，”东佐娃坚持不去接触爱克斯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征求了院长的意见。东佐娃到共和国卫生部去了一趟。不知为什么那里一点也没有耽搁，马上就批准了，给她开了介绍信。这样一来，在她工作了20年的这个城市里，事实上已不再有什么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痛时，东佐技明确知道：只要向一个人说穿，事情就会再也控制不住，一切就会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纽带，甚至不是在几天之内，而是在几小时之内就断裂了。作为医院里和家里的顶梁柱，她现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们是如此依恋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稳…
现在还有什么好磨蹭的？就在那一个星期三，她跟即将代理放射科主任职务的汉加尔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后一次巡诊。
她们这次巡诊是从早晨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临近吃午饭的时候。尽管东佐娃很信得过该罗奇卡·汉加尔特，汉加尔特对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况也像东佐娃一样熟悉，但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开始从一张张病床旁边走的时候，尽管已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回来看他们，说不定永远也回不来了，但几天来她第一次头脑清醒，也变得坚强了些。她恢复了考虑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早晨，她本来打算尽快移交工作，尽快签署最后几份材料，然后就回家去收拾行装——这一设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习惯于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亲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给每一个病人至少作出一个月的预测：看病情将会怎样发展，治疗过程中需要采用哪些新的方法，会不会出现采取异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则她是不会从那个病人的床前离开的。她几乎跟先前一样从这个病房巡诊到那个病房——这是她最近几天身处旋涡以来怀着轻松的心情所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
她对自己的不幸已经习惯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给病人听诊，开药方，发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种眼神观察病人，其实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她再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生死了，因为再过几天她也将同样可怜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仪容，一心等着听资格更老而经验更丰富的专家说些什么，还会担心疼痛发作，说不定还会懊悔住进了那所医院，也有可能会怀疑对自己的治疗不那么对头。而且，还会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向往那种脱去病号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权利。
这一切涌上了心头，毕竟有碍于她像平时那样有条不紊地思考问题。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忧心忡忡地接过这副担子，她实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的，她根本不愿意这样。
对薇加来说，“妈妈”这个称呼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薇加是3人当中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观诊断的一个，她预料这位“妈妈”将不得不接受一次大伤元气的手术，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体力的东佐娃，可能禁不起这样的手术。今天，薇加同她并肩而行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而她自己还得在这些病床之间巡诊好多年，每天都会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那个把她培养成医生的人。
这时，她用一个指头把泪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尽量不要漏提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50条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压到了她的肩上，今后也就唯她是问了。
就这样，她们的巡诊在忧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持续了半天。她们先巡视女病房，随后把楼梯平台上和走廊里的病人—一看过。不用说，在西布加托夫床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她们在这个安静的按超人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只赢得几个月的拖延罢了，何况这几个月也无非是在光线暗淡、空气不好的穿堂角落里苟延残喘。能骨已支撑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两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态；他惟一的活动就是到邻近的病房去坐一会，听听人家谈些什么；他呼吸的空气，都是从老远的一扇通风小窗里透过来的；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个天空。
除了接受规定的治疗、听女护理员们吵嘴、哈医院里的病号饭以及玩多米诺骨牌外，他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内容，然而，哪怕就因为能过上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尽管背上还有愈合不起来的伤口，每次医生来巡诊时，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还是闪烁着感激的目光。
这时东佐娃心想，如果抛弃自己通常的尺度，而采用西市加托夫的标准，那末，她还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
他们默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犹如即将被胜利者的鞭子驱散到天南地北的两个已被打败、但仍然忠于誓约的盟友。
“你是知道的，沙拉夫，”东佐娃的眼睛仿佛在说，“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负了伤，自己也要倒下了。”
“这我知道，母亲，”拨按人的眼睛在回答，“对我来说，即使是生我的人也没有你的恩情大。可是我却无法搭救你。”
对艾哈迈占的治疗取得了出色的成功：他的病没有被耽误，一切都是准确遵循理论办的，结果也同理论完全吻合。统计了他接受照射的剂量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他宣布：
“你可以出院了！”
这事应该一早通知，好让护士长早点知道，他的衣服也就来得及从存放处取出来了。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丢掉拐杖的艾哈迈占也急匆匆地跑下楼去找米塔。现在，要他在这里多留一个晚上，他是受不了的——这个晚上朋友们在老城等他。
瓦季姆也知道，东佐娃在移交放射科的工作，即将到莫斯科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妈妈拍来两封电报——一封拍给他，另一封拍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告诉他俩，胶体金已发往他们医院。瓦季姆立刻一瘸一拐地到楼下去；东佐娃到卫生部去了，但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已经看到电报，她向瓦季姆表示祝贺，并当即介绍他认识放射技师埃拉·拉法伊洛夫娜，这位技师将负责瓦季姆的治疗过程，只等胶体金送到他们的放射治疗室了。就在这个时候，神色沮丧的东佐娃回来了，她看了电报，透过自己那茫然的表情也尽力打起精神来向瓦季姆点头致意。
昨天瓦季姆无比高兴，连觉都睡不着，但是今天早晨他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这肢体金究竟什么时候能送到？要是东西直接交到妈妈手里的话，它今天上午就已经会在这里了。可在运输途中要不要3天时间？还是要一星期？当医生们走到他床前时，瓦季姆一开始就向他们提这个问题。
“要不了几天，当然要不了几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他说。
（但她心中明白，这所谓几天真是天晓得。她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莫斯科一研究所要把另一种制剂寄给梁赞肿瘤医院，可是粗心的姑娘把地址错写成“喀山”肿瘤医院，而部里（这种事不经部里审批是绝对不行的）又错看成“哈萨克”肿瘤医院，于是那东西就被发到阿拉木图去了。〕
一条值得高兴的消息可以使一个人发生怎样的变化啊！同样一双黑眼睛，最近一个时期一直那么忧郁，现在却闪现出希望的光芒；同样两片厚嘴唇，本来已被刻上不可磨灭的歪斜皱纹，如今又展平了，并变得年轻了些；瓦季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整齐洁净、彬彬有利，简直像过命名日那天一清早就收到各种各样礼物似的洋溢着微笑。
最近两个星期他怎么会如此灰心丧气，如此意志消沉呢！要知道，惟有意志坚定，得救才有保证！现在是在赛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使肢体金走完3，000千米路程的速度比癌肿转移30厘米的速度更快！那时肢体金就能把他腹股沟的癌细胞清除干净，也能保护住身体的其余部分。至于那条腿，有什么办法呢，保不住也只好牺牲掉了。说不定放射性胶体金还会发挥后劲，把那条腿也治好呢——说到底，有哪一种科学能够绝对禁止我们相信奇迹？
正是他得以活下来才是公平合理的，明智的！而向死神屈服，听任那黑豹把自己吞噬——这个念头才是荒唐、消极、不值得的。凭着自己闪光的才华，他愈来愈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活下去！由于兴奋过度，他半夜未能入睡，老是想像那只盛着胶体金的铅制称瓶此刻怎样了，是不是在列车的行李车上正向他这里运？还是正在往飞机场那里送？要么已经装上了飞机？他的眼睛穿过3000千米晦暗的夜空，心里在一个劲儿地催人们快往这里运，而且，倘若真有天使的话，他甚至会呼唤天使来帮忙。
此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