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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份书目，为青年人作治学指南，这个设想的始作俑者，大约是张之洞。他提供了一本《书目答问》，在晚清数十年间，曾是一部畅销书。“五四”运动以后，文化思想起了大幅度的改革、开放，《书目答问》嫌旧了。于是梁启超推出了他的《国学用书必读书目》（？）。这个书目，开了风气，接踵而来的，就有许多“必读书目”，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各方面都有。有的称“必读”，有的称“基本”，总之是强调这些书非看不可。三十年代中期，开书目这个风气，被报纸副刊编辑看中了。不知是谁，首先想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定好专题，请许多人开“必读”或“基本”书目，每人只要开列十种书，这样就便于组稿，也便于在副刊上发表。
开书目的本意是指导各种学科的初学者，使他们知道应该从何处入门，如何渐进。
但发展到报刊上每天发表十种书目的阶段，这些书目就含有为出版商做广告的意味了。
有些书目中会出现新出版的，还没有定评的某些著作，居然已被推荐者认为“必读书”，除了为书店或作者做义务广告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三十年代，英国《鹈鹕丛书》中有过一本《读者指导》，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指导书目。其每一项下，开头是一些公认的经典著作，以下便是各大小书店的广告书目了。这本书出版后，被学术界批评得很凶。
任何一种学家，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两位史学家，或两位经济学家，从初学到成为专家，他们累积知识的方法和过程，都不会相同。为初学者提供一份“入门”、“基本”或“必读”书目，这是前辈学者帮助后进的好心。但接受这份书目的初学者却不能“照单全收”，无论是程序或品种。例如，开一份古典文学书目，一般都从《诗经》、《楚辞》开始，但学习古典文学，就不能从《诗经》、《楚辞》开始。全部书目，也不是全部“必读”，这里就应当按各人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所以，我以为，书目仅仅是一个学习起点的参考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需要阅读不少书目中未列入的书，而是开书目的人无法想到的。
我常常从各种书目中，研究开书目的人。他开的书目，反映着他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兴趣。如果他开的书目中，列入一部出于你意外的，与众不同的书名，这就大可注意了，应当研究一下。你如果说：这是开书目的反作用，我则以为是它的很好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
别枝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是辛稼轩的一首小词，调名西江月，题目是《夜行黄沙道中》。词文就老老实实的描写他深夜在山野中赶路时所见所闻。不掉文，不用典，完全用口语。这种词总是最容易懂得的了。但是，为了第一句中一个语词“别枝”，几乎使所有的注释家、欣赏家都堕入陷坑，没有能把这首词讲得完全正确。
“明月别枝惊鹊”这一句，如果改成散文句法，就是“明月惊别枝之鹊”。“惊”是全句的动词。“别枝”呢？有人解释为“斜枝”，“惊起了睡在斜枝上的乌鹊”。有人解释为“横斜突兀的树枝”。全句的意义是说：“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这两家都把“别枝”理解为“斜枝”。还有人把“别”字解作“离开”；“明月出来，鹊见光惊飞，离开了枝头”。此外，还有一种讲法，以“别枝”为另外一枝，根据的是方玄英的诗：“蝉曳残声过别枝。”
以上这些讲法，散见于各种注释本和鉴赏辞典，甚至教材。读者如果一对照，就会怀疑。于是，这一首非常浅显明白的小词，一直存在着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这个“别”字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确是很少见了，但是在唐宋诗词中，却是常见的。读者如果从“鉴别”、“区别”这两个语词去求索，就可以悟到它可以有“拣驯的意义。曹操有一首乐府诗《短歌行》，其中有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是描写月光下，受惊的乌鹊，想找一个安全的树枝栖息，正在徬徨不定，挑选不到合适的树枝。这个意象，被后世诗人用来比喻一个人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苏东坡诗云：“月明惊鹊未安枝。”又有一句云：“拣枝惊鹊几时眠。”周邦彦词云：“月皎惊乌栖不定。”都是用曹操诗意。辛稼轩这一句也同样。可知“别枝”就是“拣枝”。
白居易《见紫薇花怀元微之》诗句云：“除却微之见应爱，人间少有别花人。”又《戏题卢秘书新移蔷薇》诗句云：“移它到此须为主，不别花人莫使看。”这两个“别花”，都应当解作“鉴别花卉”。“不别花人”，就是不会赏花的人。郑谷诗中两次用到“别画”：“别画长忆吴寺壁”、“别画能琴又解棋”。都是鉴别（欣赏）名画的意思。梅圣俞有句云：“君谟善书能别书”，是说蔡君谟自己能写字，因此，也能鉴别书法。曹唐《病马》诗云：“不剪焦毛鬣半翻，何人别是古龙孙？”这个“别”字是单独用的动词，明清时代的人已不能理解了，所以《全唐诗》中此句下有一个小注云：“一作识”。可知有过一个版本干脆把“别”字改作“识”字了。
更可怪的是，尽管这个“别”字唐宋诗人都在用，也还有诗人不能懂。葛立方著诗话《韵语阳秋》有一条云：“白乐天诗多说别花，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谓别花，人未之见也。”他竟以为“别花”是一种花名，这位著名的诗论家不免出了洋相。
勉铃
《金瓶梅》是一部“淫书”，做“淫书”的人，兰陵笑笑生，当然是一个“淫棍”。
但是，全书中有淫事描写的只是三十七回，每回中最多的也不过二百多字，把全书中淫事描写总算起来，还不到一万字。因此，把这些描写文字统统删净，《金瓶梅》还是一部值得看的小说。《肉蒲团》、《痴婆子传》就不同了。删净了淫事描写，它们就不成为书。为此，我要替兰陵笑笑生洗刷，他还不是一个大淫棍。
再说，他的淫学知识也肤浅得很。他写男女交欢，没有什么新的把式。葡萄架一段，要算是他的大发明了。可是，如此这般，实在也不见得新鲜有趣。对于此道，我说，作者的“黔驴之技”，也只是“止于此耳”。
西门庆随身带有一个淫器包儿。这个包儿的内容，属于药物类的有“闺艳声娇”、“颤声娇”，这二者是同物异名。有“封脐膏”。属于淫器类的有“银托子”、“硫黄圈”、“相思套”、“药煮白绫带子”、“悬玉环”、“景东人事”、“勉铃”。一共只有十种，大概作者所知道的已全部开列出来了。
一九三八年，我在香港德辅道一家小饭店里午餐，独占一对火车座。正在吃饭之时，闪来了一个“老鬼”，手提一个小皮喼（箧）。他坐下在我对面，把皮喼放在桌上，打开来给我看。我一看，都是小纸包、小玻璃瓶、小器物。纸包上，瓶上，都有木戳子打印的品名，例如“久战丹”、“芙蓉膏”、“牛鞭丸”之类。小器物奇奇怪怪，我都不识，随手捡出一个有茸毛的橡皮套，问他：这是什么东西？那老鬼不做声，伸出右手中指，把橡皮圈套了进去，我才明白，大约就是“相思套”之类的玩意儿吧。我请他一支纸烟，摇摇头，挥挥手，打发他走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淫器春药。
因此，我敢说：这位兰陵笑笑生的淫学知识，还不如我。
明朝从万历年以后，很有些像罗马帝国晚期的颓废时代。从士大夫到富商地主，都在追求生活的佚乐。起造大花园，讲究饮食肴馔的精美，服御、器用，争奇斗胜，家里都养着歌僮舞女。男女之间的隐私事，也公然成为戏谑谈笑的资料。色情文学，从小说、传奇到山歌小唱，也在此时大量出现。说得美化一点，这是一个讲究生活艺术的时代；说得现实一点，这是亡国的先兆。
兰陵笑笑生在他的小说中插入三十七段淫事描写，也只是赶时髦，随大流，正如现在青年作家时行在他们的作品中硬安排几段“性的解放”一样。西门庆的淫器包儿里的十件淫器，作者虽然简单地说明了它们的用法与效果，但我怀疑作者并没有见过或亲自使用过这些东西。我可以举“勉铃”一件来证明。
“勉铃”大约正是万历年间从缅甸传来的一种贵重淫器，当时一定成为群众注意的新事物，正如三十年代初期从日本进口的避孕套一样。《金瓶梅》作者也特别重视“勉铃”。第十六回有一首西江月词赋咏这件东西：“原是番兵出产，逢人荐转在京。身躯瘦小内玲珑，得人轻借力，展转作蝉鸣。解使佳人心颤，惯能助肾威风。号称金面勇先锋，战降功第一，扬名勉子铃。”
至于这件东西的功效，作者也有说明：
“妇人问道：是什么东西，怎的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西门庆解答道：“这东西名唤做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先把它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
由此可知，这是使妇人肌肉麻木，感觉不敏的东西。放入炉内，是为了加热。不过从“惯能助肾威风”一句看来，这个东西是用于男根的。但是，在三十八回中，却说：“西门庆教妇人把勉铃自放牝内。”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再说，这个东西别的记载中都说是“缅铃”，因为它出于缅甸。只有《金瓶梅》中写作“勉铃”，还要加一个字，作“勉子铃”，可见作者是从道听途说得来，他的地理知识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