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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对他的情况毫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世界语学者，曾陪同盲诗人爱罗先珂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本《花束》，这是他从世界语译出的一本极有趣味的民俗学小书。这以后，他为衣食而奔走，离开了上海，我才开始看到他的小说。到一九三二年，我办《现代》杂志，他常有作品寄给我，后来他编了一本小说集《屋顶下》，收在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一九三六年我离开上海去杭州养病，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一时星散，从此我和鲁彦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大概前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我和鲁彦会晤闲谈的机会最多只有五六次，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在鲁迅的前导之下，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的小说都是以浙江农村或小城镇的世态人情为题材内容。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们描写的故事，都是忠厚善良的劳动人民怎样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所压榨，怎样为封建礼教所迫害。
鲁迅曾经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并且在许钦文和王鲁彦之间指出了他们俩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茅盾写过一篇《王鲁彦论》，指出鲁彦的早期作品的创作方法有“教训主义”的倾向，似乎作品的艺术性就差了一点。这两位先辈作家的评论，说明了鲁彦对他所生活着的封建旧社会，怀着极深刻的愤懑，他不能像鲁迅、许钦文那样用冷隽的笔调来刻划这个旧社会，他不自觉地用了斥责、揭发的笔调来控诉这个旧社会，因而就显出了有教训意味。
鲁彦曾不止一次自谦他写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还不够深刻，因为他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以为这的确是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衣食，他奔走于天南地北，在同辈作家中，他的生活是最艰苦的，因而也说明了，他的社会生活经验是最充实的。
鲁彦曾译过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也懂得一些民俗学，大概多少受到爱罗先珂、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明显地透露着他对民俗学的趣味。
在《菊英的出嫁》里，他详细地记录了浙东民间冥婚的礼仪，在《小小的心》里，他描写了闽南一带贩卖儿童的风气，可知他随时在注意民间的习俗，如果他的创作生命长久一些，我想他的作品里一定会有丰富的民俗学资料，成为他的作品的又一特征。
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一种社会史。鲁迅、许钦文、魏金枝、王鲁彦的小说，是浙东封建社会的史料。它们也可以扩大到苏、皖、赣、闽这一大片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人民风俗习惯，大致上是同样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看不到这个社会，也不熟悉这些民情风俗了。于是，解放以前，描写旧社会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年，都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史读物。
《黄金》是鲁彦第二个小说集，也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我们现在依据一九二九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初印本，改正错字，重排印行。鲁彦的著作，数十年不见于书市，现在的文学青年，很少人知道新文学运动初期有一位为鲁迅所器重的青年作家王鲁彦。我现在把《黄金》编入《百花洲文库》，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为现代青年供应一种温故知新的文学读物，同时，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为亡友延续其作品的生命。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明人小品逊序
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明人小品文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要以非常闲适地抒发个人之情为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从此没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来，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学者，写了一本《晚明小品论析》，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前不久，上海书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现在，又收到卢润祥同志来信，说已编成一本《明人小品逊，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这样一来，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关系，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应当说说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选编过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这纯然是为“稻粱谋”，应出版家之请而投机编书，并不是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我在那本书的序文中早已交代过了。我以为，对于一个文艺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容，都不应该局限于一隅。人的社会活动是复杂的，有闲适的时候，也有激昂奋发的时候。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也有发泄民族公债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轩两大诗人。
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识，有政治讽谕，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这是每一个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
最早宣扬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关于《新文学之源流》的演讲中，首先讲到的公安、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诗，反对唐顺之、茅坤的伪古文，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情感，纯任自然，不加刻划，不为载道之文，不用陈辞滥熟语，这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的主张。周作人以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其基本精神正与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学运动相似。因而他的结论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风。
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认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分为一对矛盾，抒情的不准载道，载道的不准抒情。后来，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积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努目的革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没落文风。
现在，读书界又将出现一些明人小品的选本，包括卢润祥同志的这一本。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谈一谈。这些小品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如何对待，如何认识，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这些晚明小品，应当看作是古典文学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一朵，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其实，不仅是晚明小品，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都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本文就只着重谈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序
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信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文稿。友人孔令俊正闲着没事做，就想到编一部作家书信集，也是为“稻粱谋”的一个办法。他去找几个朋友一谈，大家都乐于帮助他成此好事，因为这种帮助很容易，只要把自己手头所有的作家书信借给他抄录就是。
令俊的书很快就编成，命名曰《现代作家书简》并且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给他写了序言。这样一来，谋求出版就不费事了。可是没想到抗日战争爆发，令俊这本书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时候，读书界的心情已经变了，文艺书的发行渠道也多阻塞了，于是这本书就好像没有引起注意，一直被冷搁着，直到解放以后，更没有人知道有这一本书。
闭关三十年之后，我们的文化门户终于随着经济一起敞开。于是我们陆续看到令俊这本书的台湾、香港翻印本，又看到台、港及外国人研究新文学的著作中对此书的引用和评价。可以揣知，海外各个文化研究所中，都以此书为重要参考资料。由此种种信息，我们才知道令俊这本书，尽管在大陆已经冷落了几乎四十年，可是在外边却极受重视，它非但没有被岁月所消灭，反而随着岁月之消逝而更有效用。
《现代作家书简》的内容，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一种真切的、坦率的文学作品，是散文文学的一个类型。一位作家对他的朋友或后生说老实话，处理真实事，而你在窃听或旁听，这就使你和作家更接近，因为你看到了作家生活的内层。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内容，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又是一种可信的文学史料。这是鲁迅的序文中所指出的。一九八二年，花城出版社曾重新排印了这本书，上海书店也影印过，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缺，但还不知道在大陆的读者中间，这本书发挥过什么效用？
当年，令俊收集到许多作家书简，在编集的时候，还留下了不少暂时不便发表的资料。一九五二年间，他曾和我谈起，打算收集一九四○年代的作家书信，加上他在三十年代编余的资料，再编一本续集。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这本续集始终没有编成。
但那些资料却至今还在他的文件筐中。现在，他的长女海珠把那些书信整理清楚，并加入一些新得的资料，编成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二集》，以完成她父亲留下的工作。
不定名为“续集”而名为“二集”，这说明海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有计划。她还打算收集从五十年代以来的作家书信，编成三集、四集……作为新文学史料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以为海珠这一工作是极有贡献的。
海珠要我写一篇序文，义不容辞，我答应了。但是好久写不出来，因为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补充鲁迅的序文。现在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