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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江清在清华任教已满五年，照例可以休假一年，并以公费出国游学。
他决定到英国去，暑假中到上海来候船，住在八仙桥青年会，于是我和他又有了晤谈几天的机会。有一天，我看见他的旅行包里有一支笛。我心想：你到英国去还要吹笛子吗？
岂知他到了英国，不但在寓所里吹笛，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中忽然唱起昆曲来，惹得同车的英国人以为他是一个中国疯子。
一九三九年，清华、北大都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江清也来了。当时我和吕叔湘都在云南大学。于是我们在翠湖旁边的承华圃街合租了几间民房作为宿舍。在这一段岁月中，我经常听到江清在屋子里吹笛拍曲。
今天看了汉明的文稿，她父亲的曲迷风度又浮现在我眼前，想不到他有一个女儿，也喜欢研究古典戏曲，能继承她父亲的爱好和工作，这真可以说是“中郎有女”，能传家学，岂非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给人家的著作写序文，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写法，话题总离不了这本著作或其作者。
现在我在这两方面都已谈到，似乎可以说完成了任务。那么，就算它是一篇序文，不知自愧地让它放在卷首吧。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戴望舒诗全编》引言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的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的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的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一九三二年，我在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的记忆》，可是已无书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
我的原意是重佣我的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的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在《我的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一九三五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诃德》①，迷。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①望舒译作《吉诃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的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八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到。一九四八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说是左翼的后期象征主义。
望舒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病故。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逊。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自己不及见到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望舒的诗被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戴望舒集》，以应海外读者的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为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逊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
此书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