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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序引
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人际关系愈来愈频繁，语言文字的作用也愈来愈多方面。一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治、历史文件集。它的文体只有“散文”、“韵文”两种，它的文类只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一部《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总集。
它的文体只是四言为句，四句为章。它的创作方法，只有“赋、比、兴”三种；它的文类，只有“风、雅、颂”三种。到了南北朝的齐、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逊，其中所收录的各种文体和文类，已多到十许种。晚清时，吴汝纶编《涵芬楼古今文钞》，其书中所收录的文体和文类，已多到一百余种。这就说明了文学的体式和型类，是随时在增益的。
在我国浩繁的文学体、类中，还有不少是受外来影响的。例如“偈”，是佛经中的颂诗，这个名词是梵文Gita的译语。到了宋代，形成为“偈颂”这个文类，为禅宗和尚所采用。
“小品”，也是随梵文学一起输入的名词。佛教经典中的小篇，称为“小品经”。
这个名词，为晚明文人所采用，于是有了所谓“小品文”。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名词中，也有同一名词，而古今异义的情况。例如“小说”，这个名词初见于《庄子》。后来，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在九流中列入“小说家”一流。这个“小说”，还不是一个文类名词，不过表示“小家杂说”之义。在这一个类目中，班固所著录的，都不是创造性的说故事书。它与现代人所谓的“小说”，毫无关系。
但是，我们现代学者，写中国小说史，往往引用《汉书·艺文志》，以为这是中国小说的起源。其实是同名而异义。今天的“小说家”，绝不同于汉代的“小说家”。
到了宋代，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一个“小说家”。他们为人民大众讲的故事，称为“小说”。根据这一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小说，起源于宋代？不能，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在宋代，讲历史故事的说书先生对此另有一个专名，叫作“讲史”。到了明代，称其为“演义”，而讲说各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虚构的人情故事，例如烟粉、灵怪、传奇、朴刀、公案之类的奇谈异事，才叫作“小说”。到了现代，我们已把讲史混入小说。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谓“小说”，已不同于宋代所谓“小说”。
西方文学的情况，和中国不很一样。论文体，它们也只有散文和韵文两种；论文类，它们就没有中国那样分别得细。例如一个“文”字（Essay），倍根、蒙田、兰姆、吉辛，都有“文集”。但这四家的“文”，无论文体或风格，都各不相同。我们把倍根和蒙田的“Essay”译为“文集”，而把兰姆和吉辛的“Essay”译为“随笔”。这是很适当的处理。但是，我们不能说：“随笔”是“Essay”的译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这是时下风行的一种出版物，把各种文类分别选其精品，集其大成，供应读者以宏观的欣赏。编者来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文，让我在这本书山，附一个名字。这是编者对我的尊重，我不便推辞。但是我翻开全书的目录一看，发现选入的作品有许多种类：有小品文，有散文诗，也有不少是诗。这种杂纂式的编制，要用一个适当的名词来概括，确是很费思考。现在，编者把它们定名为“文学随笔”，我以为是可以理解并认同的。这些作品都不是堂堂正正的大文章。论篇幅，都是小品；论内容都不是严肃的议论或叙事文，也不是惨淡经营的抒情言志文字，只能把它们列入涉笔成趣的随笔文学，我想，读者也可以同意的。不过，我希望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许多外国作品，在它们各自的祖国，也属于“随笔”一类，因为外国根本没有什么“随笔文学”。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
谈“漫画”
日本国明治维新期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化新名词。我国吸收西方文化迟了一些，在本世纪初才开始起步。因此，我们有许多西方文化名词，在早期，都是沿用日本人制造的汉字译名而懒得自己制定。“漫画”这个名词也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和流行，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上海有一群美术家办了《上海漫画》、《上海泼克》等刊物，开始有了漫画。报纸副刊上也每日都有社会的或政治性的讽刺漫画。我的同乡先辈黄文农大约是中国第一代的漫画家。他的画还是用中国毛笔画的。随便勾勒几笔，不重在画的技巧，而重在画的寓意。他有几幅政治讽刺画是很尖锐泼辣的。当时一见报，就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今天的华君武的画风，可以说是黄文农的苗裔。与黄文农同时的，还有丁悚，即丁聪的父亲，他以画仕女月份牌著名，但他的漫画在当时报刊上出现的也不少。他的笔法，已是西方风格三十年代是漫画繁荣鼎盛的时期。张光宇、正宇昆仲、鲁少飞、许幸之、丰子恺、叶浅予，都崛起于那几年。稍后一些，则有郭建英、丁聪、章西厓、华君武等人。这只是我印象较深的一群，还有不少漫画家，都曾彪炳一时，可惜从我的记忆中隐退了。
这几十年来，不能不说是漫画冷落不振的时期。大约有些人以为漫画就是讽刺画，而讽刺是得罪人、攻击人，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存心不良的。记得一九七九年，出现过一幅邓小平同志的漫画像，画家用了一些夸张手法，一时人言啧啧，以为侮辱了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从此，在没有幽默感的时代，没有宽宏心胸的社会中，画家再也不敢画人物漫画了。幸运的是，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国策推行后，在宽松、祥和的社会环境中，漫画又日见兴盛，其五彩缤纷的流派也各繁衍滋蔓，蔚为大观。
不过，漫画这个名词的涵义，实在也不很明确。它可以是Sketch的译名，也可以是Design的译名，也可以是Carica－ture的译名，或是ics的译名。速写、素描、构图、底稿、粉本、讽刺画、滑稽画，这许多艺术名词，我们现在都使用“漫画”这一个名词来代表，于是“漫画”就得对画家的一切画本负责了。这一种艺术概念的混淆，日本人或者是始作俑者，也或者是我们艺术家的疏忽。
刘凌同志主编了一本《中外漫画艺术大观》，我一看内容，发现他们所选入的画幅，可以说是一些广义的漫画。不拘一格，而自成一格，这就和过去一般人所理解的漫画有些不同。刘凌同志要我给这本书写一篇序文，我不是画家，没资格在这里说外行话，只好随便谈谈我所知道的“漫画”，顺便也为这本书的编法做一个说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英译本《梅雨之夕》序言
一九一七年，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立即倡导一个文学改良运动。这是一次针对传统的封建文学的革命行动。经过热烈的宣传、辩论和尝试，这一次文学革命结束了中国旧文学，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形式和语言方面，以民主主义思想清除了封建思想，以西方文学形式代替了旧传统文学形式，以人民的口语代替了传统的文言，这就是“新”的意义。
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我在上海投入了文学工作。我写了一百多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我主编了五个文学刊物。
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是一个文学月刊：《现代》，它出版了三十一期。在这个刊物上，我侧重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新时代文学，包括苏联文学。
一九三七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抗日战争。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文学生活受到了干扰。我不得不放弃文学事业，而在各个大学里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
战争和政治变革，使中国新文学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的新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这三十年间，活跃于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一些人下世了，一些人转变了，余下来的一些人，搁笔不写了。我很幸运，早已中止了创作生活。我的文学创作，早已绝版，没有一个文学青年曾见过。因此，我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三十年，藏身于古典文学书丛中。
我自己知道，我的小说不够好。我只是从显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里斯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中，当时这是使读者感到新奇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头就指责我的创作方法是唯心论，不能容许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存在。
八十年代，有一些青年作家偶然从图书馆中找到我的小说，他们很有兴趣，要为我重新评价；也有一些青年作家，企图学习我的创作方法。这样，我的小说意外地复活了。
不过，只有三四年时间，现在，这个潮头已经过去了。青年作家已经在向前走，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不再欣赏三十年代的意识流文学了。
我的小说的偶然复活，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意外的好事，因为它们得到了全部重印的机会，而且，文学史家也已把我的名字及作品补入了他们的著述。
现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已选择了十篇我的作品，用以供应外国读者。编者要求我自己写一篇序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读者说明我的作品在过去六十年间的处境。
我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只能被看作是，在六十年前，一个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青年的文学实验，它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