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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宗教
前几天我写了三段小文，记录我在山西所见到的优美塑像。这些塑像都属于宗教艺术，我非佛家，也不是道家，自然不免会有外行话。有一位“居士”来信指教，说我把文殊普贤的坐骑弄错了，应该是文殊骑狮，普贤骑象，这一点我应该承教改正。居士又指出我把文殊普贤菩萨误称为佛，这一点也可以承教。我知道佛是佛，菩萨是菩萨，不过，在一般人语汇里，往往都用一个佛字来概括。记得小时候听老太太念《佛名经》，也有“南无文殊师利佛”，可知这个佛字是通称了。
我说南禅寺的如来佛像塑成一个女身，居士对此大不高兴，说我“侮辱佛门”。这个问题，牵涉到佛教艺术造型的历史。我猜想，唐代以前的佛教造像，不论是石刻还是泥塑，都有印度的影响。一切佛像，包括释迦如来在内，大多是袒胸露臂，面如满月，项悬璎珞，宛然是个半裸的女像，和宋以后的近代造像，确有不同。佛经说：佛有种种相，又有说：佛有八十相，可知各处石窟和梵寺中的佛像，可以各具一相。所以观世音菩萨也有雕塑为男身的。
前年，我曾写过一段随笔，讲到欧洲中古时代，有许多女体画，都因为画的是宗教题材，避免了顽固派的指斥，得以保留下来。中国古代的女体塑像，看来也是如此。如果把她们单独塑造在一个花园里，说是一个某某美女像，早已被古代的卫道者砸烂了。
居士又说，如来佛像“非同希腊的维纳斯等光身的雕像”，我以为，从某一角度来看，也未尝不可以说是相同的。现存的希腊维纳斯像，有一个是以当时著名妓女普拉克西代斯为模特儿的。艺术家雕的是这个妓女的裸体像，但标题却是维纳斯。维纳斯是希腊的神，这座像供在神祠里，就没有人敢砸烂她了。
我把山西佛寺里的塑像看作“一群半裸体女像”，认为是唐代造型艺术精品。这个看法，其实是恢复她们的本质，非但没有“侮辱佛门”，反而是感谢佛门，把她们保护到今天。
沁县文物
八月七日，我到山西长治市的第二天，听说有便车去沁县。沁县古名铜鞮，在北魏时是一座名城。我想那里必多古迹。打听到那里有一个文物馆，陈列着当地出土的古代文物，不觉游兴勃发，就搭便车去走一遭。晨八时开车，十时到沁县。市区十字街，马路很宽阔，两旁几乎都是新建筑的洋楼，难得有一座旧式宅院。
在后街小巷里，找到沁县文物馆，拜会了馆长翟殿元同志，由他陪我进去参观。馆址是一个两边长廊的四合院。正中三间主屋，堆积着许多古代石刻，尚未经整理。两廊很长，大约是五开间或七开间，可以参观的文物都陈列在那里。这种布置形式，似乎陕西、河南、山西各省的中小型文物馆都一样。西安的昭陵博物馆，洛阳的关林文物馆，无不如此。
东廊陈列的是石刻佛像。沿着三堵墙壁，排列着三十多尊佛像。立像多，坐像少，矮的不过三四尺，高的有七八尺。据翟馆长说，这些石像都是从本县境内荒山古庙中搜集得来的魏齐石刻。不过我看到多数石像背后并不光致，而且有许多斧凿痕，它们显然是从石窟里小心地凿下来的，并非原先就是单独的石雕像。我猜想它们是被古玩商人买通石匠，从石窟里盗取出来，没有私运出口，被公家截留下来了。
西廊陈列的都是北魏北齐的造像，有些字迹可以证明其时代。这种造像都是一块块正方形的石刻，每面都刻成一龛佛像。每五块或七块石像叠成一座上小下大的石塔，形式非常美观。这些造像使我解决了一个多年想不通的疑问。因为我从前所见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古玩商人叫做四面像。有些石块上常刻着“大齐×年×月×日×××敬造浮图一区”的字样。我知道“浮图”就是“塔”，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块四面像叫做“浮图一区”。因而猜想“一区”就是“一躯”，这是龙门山造像题记中常见的。又因此以为“浮图”就是“菩萨”，也就是“佛像”。现在看到这些四面像是用来堆叠成一座石塔的，方始懂得所谓“浮图一区”，应解释作“石塔一层”。原来当时和尚要建造石塔，请施主们各人捐钱雕刻一块分配好尺寸大小，一般都是五块四面像叠成一座石塔，所以每一位施主都是“敬造浮图一区”。我从来没有知道这种四面像的作用，所以不能了解这些题记。现今在沁县看到这许多石塔，才恍然大悟，可谓文物知识的一大收获。
怀念李白凤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现代》，每期都发表一些有新倾向的诗歌创作，造成了新诗坛的所谓“现代派”。文艺界的舆论，对它毁誉不一。李白凤是当时写诗很起劲的一个。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不久，来到上海，我们便成了朋友，至今已历四十多年，尽够算是老朋友了。
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养生主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过去，虽然客观条件对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构成的。
我和白凤虽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时间却不多，何况同在一地也还不是经常见面。最初几年，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此外，对他的家世、生活，一无所知。
一九四八年，我们同在上海，我到他家里去过，在他的小楼上谈了半日，才知道他爱写字、作画、刻图章。当时有些意外，不了解一个作新诗的青年，怎么会走到书画篆刻的路上去。他还告诉我，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候，他还依赖治印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
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亚子先生的赏誉，为之题诗，最近又为他撰作鬻印小启。郭沫若先生也欣然为他的印谱题签。我联想起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卖印的情况，因而体会到白凤之走这条路，不是他爱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何况后来又知道书画篆刻，原是他继承的家学，这就更不足为奇了。
解放后，白凤离去上海，几年没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说是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苏联文学。这又使我有些惊讶。苏联文学不是白凤的专攻，也没有听说他学过俄文，怎么居然去担任这个讲席呢？我当时便复信给他，劝他换一个工作，最好是教现代文学或古典文学。可是他回信说：师范学院是因为独缺苏联文学教师而请他去任教的。这样，我又心中纳闷，觉得无可奈何，联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会局当一名小职员，情况正是如此。
哪里知道，就是这五斗米，白凤也无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样，得了无妄之灾。他的遭际比我更惨，竟失业闲居了。从此，我们又有五六年不相闻问。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才又有信来叙述这段时期的艰辛生活。他还告诉我：今后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了。
当时，我也抛弃了文学，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从前鲁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来参加革命；我也原想参加革命，或说为革命服务，结果却只落得躲在小阁楼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里钻吧。同时，白凤也索性钻进了书画篆刻，有时还哼几句旧诗解闷。此后，我们逐渐地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书信来往。我托他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买书、借书。我们相濡以沫，彼此都有些影响。他经常把作品寄给我。篆刻，画幅，书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来愈好，可以看出他的进步历程。我尤其佩服他的书法，由于他也热中于金文，一方面开始了古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书法从小篆进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们的“雅兴”，我和白凤又隔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以为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事实上却是被革命。待到动乱的空气慢慢地安定下来，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我发现白凤的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一九七二年以后，他不时寄给我一些考释彝铭的文章，有关于文字学的，有关于古史的。
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我建议他向郭沫若和唐兰两位专家请教。唐兰先生很热心给他帮助。至于他的书法，我认为，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
一九七六年，国内政治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大好形势。白凤的生活有了昭苏之望，他的情绪登时积极乐观起来，对自己的书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规划，全力以赴。岂知在连续二年的勤业力学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终于以生命和壮志为改正的代价。
对于白凤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最近，白凤的书法篆刻，已经在开封、郑州、北京等处展出，获得高度的评价。他的一些遗著，也可以有机会印行。这都是朋友们对白凤最好的纪念办法。像我和白凤的交情，白凤去世之后，我早就该写文章纪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间，去世的老朋友不少，我都只有感慨，而没有话说。现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机会，叙述我和白凤的多年交往，以及我所了解的他的一生，用此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近二十年来的景况，以白凤为例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一、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