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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接受法西斯国民党的领导。这两个论点，其后者，“不革命即反革命”论，从前曾经时行过，现在已没有人认可了。其前者却至今还有人运用。天下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有两极就有中点。两极有变动，中点也跟着有变动。所以中点不能脱离两极而独自永久存在。但中点只是一个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这细微的一点上，偏左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毕竟不是左，偏右也毕竟不是右，然则，无论偏左或偏右，还只能属于中。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否定政治态度有左中右之分，那么，在文艺上暂时保持中间路线，有什么大罪呢？有什么该批判的呢？
但是，以上这些话全是不相干的废话。苏汶所谓“第三种人”根本不是什么中间派。
这里不能不引录苏汶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这话是讲得很明白的。所谓“知识阶级的自由人”，是指胡秋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及其文艺理论。所谓“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在这两种人的理论指挥棒之下，作家，第三种人，被搞得昏头转向，莫知适从。
作家要向文艺理论家的指挥棒下争取创作自由，这就是苏汶写作此文的动机。不是很明白吗？“第三种人”应该解释为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
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更重要的是，这政治目的要出于作者自身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出于指导大纲。简单说，这些作品不是由政治的干涉主义来塑定的；即使政治毫不干涉文学，它们也照样会产生。
（《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
这一段是补充说明：作家要求创作自由，并不否定文学从属于政治，也不否定文学为政治服务。何丹仁（冯雪峰）写的那篇总结性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是一篇两边不讨好的文章，四十年来，一直受到党内理论家的批判。他把“第三种人”改为“第三种文学”，显然改变了“第三种人”的本意。他把苏汶的前后论点概括为五点，其第一点就说苏汶认为“文艺能够脱离政治而自由的”。我们把苏汶这一段文章来对照，可知何丹仁这一条概括并不如实。
关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苏汶也有过明确的阐释：在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谁也摆脱不了阶级的牢笼，这是当然的。因此，作家也便有意无意地露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学有阶级性者，盖在于此。然而我们不能进一步说，泄露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包含一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作用。意识形态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是离阶级利益很远的。顾了这面，会顾不了那一面，即使是一部攻击资产阶级的作品，都很可能在自身上泄露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特征或偏见（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品。假定说，阶级性必然是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作用，那我便敢大胆地说：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第三种人”的出路》）这一段话只表明论战双方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不同的理解。苏汶并没有根本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但何丹仁的概括却说苏汶以为“文艺也甚至能够脱离阶级而自由的”。
我并不是在这里翻老帐，企图为苏汶“改正”。苏汶于一九四○年以后，走了另一条道路，加强了，或者说证实了，他的“第三种人”的反动性。听说他早已下世，他的一切言论行动，已随生命而长逝。“第三种人”的论辩，已归入新文学史档案，我本来不应当，事实上也从来不想，提起这件旧事，只因为十多年来，光临访问的青年，每每就这件事发问，我不便说出我的真实意见，只好随人随时支吾过去。现在我举出“第三种人”的原义，以及何丹仁的二点概括，不过是用作例子，以说明这次论辩，到后来双方都有点离开了原始概念，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了。这不是我现在的想法，当年这些论辩文章，都经过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樱我在校样的时候，就发觉有此现象，但我决不介入这场论辩，故始终缄默无言。
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鲁迅最初没有公开表示意见，可是几乎每一篇文章，他都在印出以前看过。最后他写了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过，由苏汶交给我的。这个情况，可见当时党及其文艺理论家，并不把这件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当年左翼理论家的观点虽然不免有些武断、过左，但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对斗争性质的掌握是正确的。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后来才有了改变。大概是由于《庄子》和《文逊的事，由于他怀疑我向国民党献策，最后是由于穆时英当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他认为这些都是“第三种人”倒向了反动派，“露出了本相”，从此便对“第三种人”深恶而痛绝之。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的答徐懋庸一文中，却明确地说“杜衡、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这是指《星火》的编者了。
对于“第三种人”问题的论辩，我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一则是由于我不懂文艺理论，从来没写理论文章。二则是由于我如果一介入，《现代》就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辩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十多年来，鲁迅著作的注释中，以及许多批判文章中，屡见不鲜地说我是“自称为‘第三种人’，”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从来没有“自称”过。
不过，我也不是对这场论辩绝对没有话说。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上，发表了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我在本期的《社中日记》中写了一段编者的话：（九月二十五日）苏汶先生交来《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关于这个问题，颇引起了许多论辩。我以为这实在也是目前我国文艺界必然会发生的现状。凡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一定都很明白我国的社会现状，而认识了相当的解决方法。
但同时每个人都至少要有一些Egoism，这也是坦然的事实。我们的进步的批评家都忽视了这事实，所以苏汶先生遂觉得非一吐此久鲠之骨不快了。这篇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似乎很可以算是作者以前几篇关于这方面的文字的一个简劲的结束了。
我写这一段话，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想结束这一场论辩，其二是作一个政治表态。
所谓“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意思是说“不是党员”。所谓“认识了相当的解决方法”，意味着“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EgoAism这个字用得不很合适，我的意思是指作家个人的自由。我想以编者的立场，表示“第三种人”问题的提出，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但是，这段文字，放在《社中日记》里，写得又很隐晦，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
三、“现代派”的诗
为了实践我的《创刊宣言》，我在为《现代》编选来稿的时候，对作品的风格和思想内容，尽量尊重作者，只要是我认为有相当艺术性的，无不采用。我没有造成某一种文学流派的企图。但是，任何一个文艺刊物，当它出版了几期之后，自然会有不少读者，摹仿他所喜爱的作品，试行习作，寄来投稿。也许他们以为揣摩到编者的好恶，这样做易于被选录。在《现代》创刊后不到六个月，我在大量来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我写过几篇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来稿中就有很多历史故事的短篇。我发表过几首诗，题作《意象抒情诗》，不久就收到许多“意象派”诗。我不能要求读者不要受我的影响，但我确实不想放任这些作品在《现代》上形成流派。在第一卷第六期的《编辑座谈》中，我发表了这样一段话：我自己的创作，取的是哪一条路径，这在曾赐读过我的作品的人，一定很明白的。
但是我编《现代》，从头就声明过，决不想以《现代》变成我的作品型式的杂志。
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是我的私愿。但是，在纷纷不绝的来稿中，我近来读到许多——真是可惊的许多——应用古事题材的小说，意象派似的诗。固然我不敢说这许多投稿者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可是我不愿意《现代》的撰稿者尽是这一方面的作者。
这段话发表以后，在小说方面似乎有些效果。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不来了。可是，也许我因此而扼杀了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至于在诗这方面，虽然生硬摹仿的意象派似的诗也不来了，但投寄来的诗和《现代》历期所发表过的诗，形式和风格都还是相近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1）不用韵。（2）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齐。（3）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语。（4）诗意不能一读即了解。这些特征，显然是和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完全相反。
《现代》编到第三卷第四期的时候，我接连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对《现代》上的诗提出各种问题，这就说明《现代》的诗已在诗坛上引起注意，它们似乎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挑选了一封署名吴霆锐的来信，附加我的答复，发表在《现代》第三卷第五期的《社中谈座》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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