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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伐扬·古久列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剩三月，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东北抗日义勇军纷纷起来和日满军队斗争。但由于执政者畏怯抗日，义勇军得不到足够的支援，未有巨大的战果。一九三三年春，国际联盟派了一个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这个调查团是帝国主义者互相讨价还价，密谋调整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组织，调查了两个月，回去向国联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年八月，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停止抗日。这就无异于同意丧失国土，默认伪满政权。全世界正义人士，闻知此事，舆论哗然，群起抗议。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早先听说将由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主席。后来到中国来的代表团却以英国的马莱爵士和法国作家古久列为首，巴比塞没有来。
远东反战大会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当时很少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伐扬·古久列是法国著名作家，《人道报》主笔，文艺界对他最为注意，《现代》上也译载过他的小说。十月二日，他和马莱爵士出席了上海电影文艺界同人主持的晚宴招待会，才公开与上海文艺人士见面。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记者给摄了影。这个照片，我发表在四卷一期《现代》（十一月号）上，还有一幅许幸之为古久列画的即席速写像。
十月三日下午，我得知古久列住在伟达饭店（今淮海路上），就打了个电话去，要求访问。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我就和杜衡同去，还找了一位震旦大学同学，当律师的法学博士，一起去为我们传译。古久列让我们在他房间里的阳台上谈话。我送了他两本《现代》，一本是有他的作品的，一本是新出版的。我们谈了一些中法两国文艺界的情况，最后我们要求他给《现代》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次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同意了，但是他明天就要回国，没有时间写长文。我们说：不敢要求写长文，只要能留一个书面谈话给中国作家就很感谢了。他答应我们明天早晨写，写好就交给饭店的帐房间，约我们明天中午去取，而那时他已上船了。接着，他要求我们也和他交换一个文件，谈谈当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他要我们尽早写成寄去，他预备参考一下，在法国作关于中国文学的报告。我们答应他写这个文件，并且告诉他，这个文件将寄给现在巴黎的戴望舒转交。
果然，他没有失信，我于十月四日午后到伟达饭店取得了他留交的文章。一共是抄本纸四页，题目是《告中国知识阶级》。（按：应当译作《告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译错了。）我们就把全文译出，发表在十一月份的《现代》上。
发表的文本，已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了几处，但此文如果他们要删净，除非全文禁止，故作者的观点，依然很清楚，现在节录三段于此：“这里，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必然的腐化，是因贪吝的帝国主义者的龌龊的活动而变得加倍的厉害。同时，本国和外国的支配势力更陷全国大众于永久的贫困与愚昧中。中国的贫困，它本身就是统治者权力的保障，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不过是阶级斗争的谑画式的影子而已。”
“一切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联合战线，来对付国内的叛逆及国外的榨取者的进攻。而且只有由一些革命的优秀分子——这些分子，我曾经会到过几个的——来领导着，才能达到胜利。”
“只有忠实、勇敢、勤劳的大众开始抬起头来的时候，中国才能发现她从新走上文化之路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除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外，中国便没有其他的福音。”
这些话，在上海的国民党文化检查官并不重视，他们用红笔勾删的都是直接指斥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文句。但在内地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却有读了此文而大惊小怪的。听说，在某些省里，这一期《现代》是撕去了这二页而后才准许发售的。
古久列这篇文章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希望有机会补足被删去的原文，重新发表。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这份手稿被“革命小将”毁了。
古久列回国后，我们也履行诺言，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简报。关于左翼文学的情况，我们估计他肯定已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因而我们写的简报，侧重在非党作家的文艺活动，仿佛也约略报道了“第三种人”的论辩情况。文章不长，译成法文，似乎也只有五大页。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戴望舒，托他转致古久列，以后就没有关于此文的消息。
七、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一九三五年，孔另境计划编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向朋友中间征借书信。我捡了几十封作家书信给他，他都编录在那部书里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存放在松江的一切书籍、文物，连同家具、衣服、房屋，全毁于炮火和盗窃。所有作家给我的书信，也都片纸不存。最可惜的是还有些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的信，当时不愿全部交给另境去发表，铸成了大错。倒是交给另境编录的那些信件，再也不会消失的了。
另境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海珠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许多作家书信，有些是一九三五年没有编录的，有些是另境在三五年以后收集得来的。海珠为了继承父志，计划钞录成帙，编出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二集》，并且还立志要继续编下去，为文艺界保存这一类重要的史料。我深悔自己当年由于吝啬自私而损失了许多三十年代文艺史料，愿意尽力帮助她做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去年，有一天，海珠拿来一封旧信，是一月十日郭沫若写给我和社衡的。一看信中所述，才回忆起这个本事。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惟有郭沫若远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我曾几次托灵凤代我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就冒昧地自己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我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郭先生的复信还是没有允许。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九月初，我和杜衡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他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我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就把三分之一篇幅编在四卷一期《现代》中。这一期杂志应当在十一月一日出版，全稿发交印刷所排印是十月一日。《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我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周作人之后。大约是叶灵凤看见了，写信去报告郭沫若。文稿还在排字房，大约是十月中旬，郭沫若有信给灵凤，通知他把《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这封信来得非常突兀，使我们很窘。没有办法，只好在已排印的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同时和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排了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十一月初，得到郭先生的谅解，《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于是我把第二部分文稿编入四卷二期的《现代》，而在编后记中作了一个说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这是欺哄读者的话，读者哪里会知道此中曲折呢？四卷二期《现代》出版以后，为了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致再有问题，我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案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一月中，收到他的复信，就是孔海珠给我看的那一封，当年另境有顾虑，没有编入他的《中国现代作家书信》。我把它题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杜衡施蛰存二先生郭沫若一月十日今天的报刊编辑同志，读了我这段回忆记，一定会感到新奇，或者惊讶。但是在三十年代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稍一不慎，便遇到麻烦。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啊！
八、文章含蓄
三十年代，在上海租界当局的容许范围之内，写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小说，另有一副笔墨。它们必须避免一些说明，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省略一些枢纽。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有些天真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他们不了解革命斗争的形势，更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对于这些小说，常常感到“朦胧”。《现代》杂志上有好几篇小说，曾招致读者来信，要求解释。他们提出了许多“为什么”？作为编者，我感到很难答复。我不能为作者作笺注啊！最初，我只是答复一信，略略解释一下，对付过去。
在第三卷第二期的《现代》上，发表了适夷的一个短篇小说《死》。小说的内容是一个化名“李大姐”的女同志，夜晚在西藏路上被国民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