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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推进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立即篡夺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反共。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国民党右翼分子和流氓，对国民党左翼党部及中共地下党部来一个突然袭击，干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暴行，枪杀或逮捕共产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当时，我和戴望舒、杜衡，都在震旦大学肄业，都是共青团员。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撤离校舍，暂时隐避。一星期后，我回到松江家里，望舒和杜衡，也回杭州老家。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扩大反共，杭州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非安全之计，就到我松江来暂祝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常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
记得最初的几个月里，望舒译出了法国沙多布易昂的《少女之誓》，杜衡译出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我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
大约在七八月间，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些厌烦，决计到北京去玩一趟。
他要我和杜衡同去。我因为正在参加松江联合中学的筹备工作，走不掉；杜衡只想等形势缓和一些，回杭州去，因此也无意北游。于是，望舒独自到了北京。
望舒并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一个人住在一家小公寓里，玩了几天，就感到寂寞。
他原先想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但是看看北京的情况也不好，便打消了这个企图。这时，他认识了一群正在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来信，都提到几个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蓬子、冯至、魏金枝、沈从文、冯雪峰等；莽原、沉钟两社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学同学，本来认识的，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认识了胡也频。
望舒在北京大约耽了两个月，就回来了。先在杭州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生活无味，又到松江来祝跟着，冯雪峰寄给望舒的信，经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约雪峰和他交情最亲密了。我和杜衡虽然还没有见到雪峰，但《春的歌集》早已读过，知道雪峰是杭州第一师范的湖畔诗社中人，他的名字是和漠华、修人、旦如、汪静之连在一起的。我们又读过《新俄文学的曙光期》，这是雪峰译的，但署名却是“画室”。我们本来不知道画室就是雪峰，从望舒的北京来信中才知道。我们的情况，望舒在北京时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绍过。因此，雪峰的来信中，有时就用“你们”，可知那时我们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一九二七年腊月，或者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雪峰来了一封信，说打算回南方。但是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还走不成。他还问，如果上海没有地方住，可否到松江来歇脚。
我就让望舒复信，欢迎他来，我们的小楼上还可以安一张床。这封信去后，过了几个星期，雪峰忽然寄来了一封快信，信中说：他已决计南归，不过有一个窑姐儿，和他相好，愿意跟他走。他也想帮助她脱离火坑，可是需要一笔钱替她赎身。他希望我们能帮助他筹划四百元，赶快汇去，让他们可以早日回南。信中还暗示了北京不可久留的意思。这封信，使我们大为惊异，尤其是望舒。他说在北京的时候，绝没有听说雪峰去逛窑子，怎么忽然有一个窑姐儿和他这样热情？我们当时都是浪漫主义的青年，对雪峰这个浪漫史，毫不怀疑，把他所爱的姑娘，看作茶花女，红拂妓。商量之下，决定大家凑钱寄去。
我那时已在松江联合中学任语文教师，每月有七十多元工资，没有家庭负担，几个月来，手头有二百多元，望舒和杜衡也凑了二百元，一起交银行汇出，同时发了一封快信给雪峰，这封信发出后，好久没有雪峰的消息，使我们着实焦急，不知他收到了钱没有？也不知他的姑娘会不会变心？也许她诓骗了钱去，还是不来。这种事，在窑子里的姑娘，正是常有的花招。我们怕雪峰没有经验，会上当了。
又过了几天，忽然收到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在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馆里，想到松江来，叫望舒就去接他。我们研究了这封信。信上只说“我已来沪”，不说“我们”，也不提那姑娘的事。大家有点疑虑，到底他是光身来的呢？还是两口子来的？我叮嘱望舒，到上海后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是双飞南下，而且都要来松江，那么务必先通知我，让我好给那姑娘另外安排住处。否则，在我这个封建家庭里是很为难的。
想不到望舒早车去上海，当天下午就把雪峰接来松江。两个男的，没有女的。雪峰提着他的衣包，望舒帮他提着书包，看来书包比衣包大些，当然更沉重些。望舒给我们介绍了。其实这介绍也只是礼貌而已，大家彼此都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问雪峰，“怎么样？你的姑娘没有来？怕我不收留吗？”雪峰盯着我说：“你们以为真有姑娘会跟我走吗？”说了，他和望舒相顾一笑。我和杜衡知道望舒已问过他，也就不再问下去。后来望舒告诉我们：雪峰为了帮助几个朋友离京，所以编了窑姐儿的故事，托我们筹款。
这是我和雪峰定交时的一个革命的浪漫故事。
雪峰在我家住下，加入了我们的文学工常他带来的都是日文书，有升曙梦、森鸥外、石川啄木的著作。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共同趣味是诗歌。当时望舒和杜衡正在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又因为傅东华译的陶孙的诗剧《参情梦》错误很多，恰好上海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有《现代丛书》版的《陶孙全集》，他们买得来动手合译。每天清早起来各译一首。
雪峰到来时，他们已译出了大半本。雪峰看了几首译诗，大不赞成。当时我也不赞成他们翻译陶孙。雪峰的不赞成，是为了这些诗太颓废消沉。我的不赞成，是因为这些诗还是十九世纪牧歌式的抒情诗，思想和词藻都很庸俗。但望舒和杜衡舍不得中止他们已完成了一大半的工作，终于把全书译完了。书既译完，他们对陶孙诗的感情也结束了。这本译诗集，至今还在望舒遗物中，始终没有出版。
我当时对于诗的趣味是很杂的。中国诗，我喜欢李贺、李商隐，也喜欢黄山谷、陈三立。外国诗，我喜欢哈代、夏芝，也喜欢惠特曼、桑德堡。因为每天上午要去学校上课，只是偶尔浏览，并没有多译，大约只译了一二十首。雪峰对惠特曼、桑德堡的诗是很欣赏的，他说日本和苏联的现代诗，也是这一路。还说北京已有人在译惠特曼的《草叶集》，他也看过日文译本。
雪峰带来了一本《石川啄木歌集》，他极其推重石川啄木。他在北京时，已译了一些，这回在松江，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继续译石川啄木的短歌。此外，他又从日文转译了一些苏联诗歌。石川啄木的诗，不久就由上海光华书局印出，苏联诗是望舒为他编集，由水沫书店出版，书名《流冰》。
除了诗歌以外，雪峰还阅读及翻译苏联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他在一九二七年，已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了三本介绍苏联文学的书，都是升曙梦著作的译本，我们认为他是当时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他的工作，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使我们开始注意苏联文学。当时，苏联短篇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飞行的奥西普》出现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我们立刻去买了来，各人译了几篇，后来都编在水沫书店出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个有系统地介绍新旧俄罗斯短篇小说的计划，原想一本一本地继续出下去，和我们同时选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现代书局出版）成为姊妹书，可是都只出了两集便中止了。
一九二八年四、五、六月，我们的文学工场最为兴旺，雪峰、望舒、杜衡都翻译和创作了许多东西。雪峰自己以翻译工作为主，创作为次。所以不愿意多费时间于创作。
有时写些短小的评论文章，此外便是喜欢写寓言。每写好一篇，都自己很高兴，要我们看了提意见。他写的寓言都是托尔斯泰、克雷洛夫式的，我们有时以为太浅显明白，是“比喻”而不是“寓意”。这一点意见，他似乎是接受的，后来他写得就较为深刻了。
杜衡开始写短篇小说。望舒继续作诗，大约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以《雨巷》为代表的那几首，正是那时候所写。至于我自己，为教学工作所牵绊，不能有较多的时间用于翻译或创作，故成就最少。
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二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我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英美出版的新书价高，而卖英文书的旧书店多，故我买的绝大部分是旧书。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们有关系的是光华书局，其次是开明书店，它们都为我们印出了一些书。
光华书局同意为我们出版一个小型的同人刊物，以《莽原》为模式，发表我们的译文和作品，刊名就称为《文学工撤。第一期文稿很快就编定，交与光华书局。当时排版印刷都快，小小的一本四五万字的刊物，两个星期就排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