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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结果，我的意见说服了大多数人，萨校长也点头同意，就这样做了决议。会后由训导长和姚范二生谈话。他们都同意先公开确定婚约，待毕业后即在校内举行婚礼。
他们毕业后即到台湾去就业，那时我已离开了厦门大学，不知他们的消息。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感到姚一苇的剧作才能，恐怕和他的爱人不无关系，但不知这一双情侣现在是否还厮守在一起，或者是否还是一双佳偶，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我。
《宝姑》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医院，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马乱、政治风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
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
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么能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时，听说她去美国，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罗斯福总统接见。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官方不承认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她夫妇俩加入美国籍。她们不愿意，就遭到拘留，最后是被驱逐出境，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可是，两夫妇回国没多久，谢和赓同志被诬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莹隐居在北京郊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还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关进牢狱，负屈而死。解放以后，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冲破各种阻挠，纷纷回到祖国。满以为从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尽其长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添一把火。谁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扩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无妄之灾，甚至断送了生命。像老舍、傅雷和王莹之死，都使海外爱国人士，闻之寒心。宋人诗曰：“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三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对那时的极左政治，只好吟此诗以为解嘲。
《宝姑》是王莹的自传，其实不能称为小说，因为没有故事结构。书中记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这一段时期。书的英文本早已出版，这个中文本是归国后改写的成果。洋洋四十余万字，我只在病床上随便翻阅了数十页。她写封建旧家庭，写童养媳，写修道院，都很能传神，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还是她青年时代写抒情小品那一支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被关闭在封建社会里的女青年，怎样挣扎着投奔自由，追求光明，《宝姑》是一本忠实的记录。我敢向现代青年读者推荐。至于我自己，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作为她遗赠给我的一束鲜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在华东医院作
南国诗人田汉
这几天，京沪文艺界人士都在纪念田汉诞生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参加纪念的很多是南国社旧人，但最早的南国社员，恐怕已所存无几了。我倒是田汉的第一代学生，比南国剧社的学生还要老些。
一九二四年，我在上海大学，田汉曾担任我们中文系的文学教授。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到上海大学来授课是兼任。他每星期来上课一次，讲的都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没有教材，每次讲一个作家或作品，至今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为我们讲雨果的《悲惨世界》。田老师年纪轻，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多少，又是初次登讲台上课，还不老练，不敢面对学生，老是两眼望着空处，像独白似地结结巴巴讲下去。偶尔好像独有会心似地笑一下，也好像在自个儿笑，而不是在对学生笑。
有一天，我和戴望舒打听到他的住址，当晚就冒昧地去串门拜访。他住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一幢房子的楼上。室内家具非常简单，只有几件生活必需的器物。
田老师看到我们上楼，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赶紧去床边放下帐门，原来田师母易漱瑜身子不舒服，已经上床睡了。我们很后悔来得太鲁莽，可是田老师却满不在乎，坐下来和我们聊天，绝没有憎厌的样子。
过了几天，田老师创办的《南国》半月刊出版了。这是《醒狮周报》的文艺版，每两周发刊一次。田老师自己单印了几十份，带到学校里来分送给同学。第一二期的内容，我们都是熟悉的，因为都在教室里听田老师讲过。《南国》有一个法文刊名“LeMidi”，意思是“南方”。歌德的《迷娘歌》里曾说到南方是“橙桔之乡”，是浪漫的青年男女的乐园。田老师就用这个典故，给他的文艺小刊物取名。后来他组织剧运，也就用“南国”为剧社的名称。
当时，田老师还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他写的初期剧本，也都是浪漫主义的。
他是湖南人，永远怀念着他的橙桔之乡。他曾经自称为“南国诗人”，给我们朗诵过苏曼殊的诗：“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近若何？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
这最后一句诗，我觉得倒是田老师后半生的预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震旦二年
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特别班学习期为一年，专为各地读英文的中学毕业生补习法文，以便升入用法文教学的震旦大学本科各系。但事实上，来这个特别班学习法文的有很多是已在别的大学毕业，打算学一年法文，预备上法国去留学的。望舒也怀着这个目的，进入特别班。在同班同学中，望舒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梁洌Яⅲ滋煸谡鸬┐笱Ф练ㄎ模砩显诙獯笱Хǹ贫练桑辜媪酥谢榫值挠⑽谋嗉４巳硕潦榍诜埽Ч嶂形鳎罄丛谕饨唤绻ぷ鳎苡忻！ �
另一位是刘灿波，他自己说是福建人，其实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望舒和这两位同学，天天在一起，跟樊国栋神父（PèreTostan）读法文，课余休息时，大家谈文学。梁洌Я⑻赣⒚牢难В醪硬ㄌ溉毡疚难А！ �
当时在震旦本科读书的有李辛阳、杨琦、孙春霆（晓村）、樊华堂、陈志皋，也都成为望舒的好友。
樊国栋神父负责的法文特别班是很有名气的。在他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下，一个不懂法文的中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一年级，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学生，一起听法国教师（都是神父）的课。樊国栋神父每天上午来讲两堂课。第一堂课是复习上一天的所授的课。每个学生都要背诵他上一天布置的课文。一般都是一页至二页《法文菁华》里的文学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诗，或拉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学生，被他挥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温习，直到自以为背得出了才回来。回进教室后再背，背不完篇，还得出去。有些学生，直到下课时间还无法背出，那么到明天再背，可是明天要背一篇旧的，一篇新的。樊国栋神父的第二堂课是授新课文。他的方法是把新课文读一遍，学生一起跟着读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后分别叫每个学生站起来独自读一遍，他校正了读音方面的错误。如是者叫五六个学生读过，大约已过了大半小时。于是他讲解课文的意义。用法语讲，有时用英语，有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汉字。英法文距离本来不远，有英文基础的学生，只要他在关节处略一讲解，就容易懂得，讲解完毕，他就交代明天要背诵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课，是中国教师来讲授的，完全是辅导课，如果学生对上午的课有什么不懂，就请中国教师再讲讲清楚。上午的上课时间是九时至十一时，下午是一时至三时，由教师自己掌握，可以连续讲二小时，也可以分二节。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樊国栋神父带来一份法文资料：一段历史，或一篇哲学论文，或其他散文，写满三大页，约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这份复印的资料发给每一个学生，然后自己读三遍，学生跟着读。读后就交代，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写的作业。因此，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