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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九时去上课，樊国栋神父给每人发了考试纸，大家坐下来默写。写完交卷，即可离开教室，一星期的学业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课不布置背诵作业。所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时间。不过学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还得上教堂做弥撒。
特别班的学生不多，每年入学不过二三十人。上课一二个月后，因功课跟不上，自动退学的，总有好几个。这批学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学生宿舍内，而住在震旦大学对面一片操场角上的一排古老楼房内。这是七开间二楼的中式楼房，特别班学生都住在楼上，四人一间，很宽敞。楼梯口一个房间是樊国栋神父住的。他不但负责特别班学生的教学，还负责生活指导。他住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学生上楼下楼，他都看见。他经常在走廊里漫步，隔着玻璃窗注意寝室内每一个学生的行动。在规定自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寝室内的学生在谈笑，他就会敲着窗子喊：“读书呀！读书呀！”如果在规定休息的时候，例如下午四点钟以后，晚饭以前，如果看见还有学生在寝室内做功课，他会开门进来赶他们下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方法下很快地学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复，特别班结业之后，望舒准备去法国留学。震旦大学给了他一个文凭，凭此可以进巴黎大学听课。
但是赴法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望舒的父亲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交际员，月薪不高，没有能力供给望舒赴法留学。中国银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贷款的方式给予帮助，要经过申请、审议许多手续，迟迟没有核准。
这时，我在大同大学读三年级，杜衡读五年制的南洋中学刚毕业。三个人一合议，决定过一年一起去法国。杜衡家道丰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经济。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舒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可以依靠杜衡，不至于困窘。况且当时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国币，在法国可以维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望舒为了等候我们，升入震旦大学法科一年级。我和杜衡也在樊国栋神父的严格训练之下苦学法文。樊国栋神父能读中国古文，他正在把中国古代散文或唐诗译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识比别的学生高。他给我们布置的每周作业常常是要我们把一篇古文译为法文。记得我译过的有《阿房宫赋》和李白的几首《古风》。樊神父的中文虽然不坏，但到底是个外国人，不容易了解汉字的许多用法。他把李白诗“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译作“你的学生”。
他拿出译文给我们看，我们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告诉他这个“徒”字是“徒然”的意思。
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们译一篇古文古诗，利用我们的译文，为他自己的译文加工润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这件事是望舒开始联系的，我不很知道经过情况。解放以后，屡次审查我的政历，要我交代谁是我们入团的介绍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无法说明。但仿佛是一位上海大学的同学陈均。当时上海还在军阀统治之下，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应予逮捕”之列。不过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军阀的凶手，非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同意，还无法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但租界当局，也并不允许居民有政治活动的自由，只要没有扰乱治安的群众运动发生，对其他地下活动，就不很注意。在这方面，法租界较英租界宽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许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潜迹在法租界。
我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后，不久就每人领到一张国民党员的党证。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是国民党右派，党部设在环龙路（南昌路）。另一个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设在陶尔斐斯路，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两个党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国共产党另外有领导机构，在卢家湾一带，我们曾到西门路，白莱尼蒙马浪路（马当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过会，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识。这两处地方，大约是团部所在。
关于团员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员送来的。这个交通员是一个伶俐的青年，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悄悄地塞给我们一份通知，一份简报，或一叠要我们散发的传单。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三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大学学生，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但反共，也反国民党。天主教学生中比较进步的，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的吸收下，加入了国民党右派。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冬季，震旦大学生中有了三个政治派别。我们这一边，人数似乎最少。由于各小组互不打通，我也不知道当时震旦大学有多少共产党团员。但是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被注意了。
我们的寝室一共住四个人，我和望舒、杜衡外，还有一个苏北人，姓孙，也是特别班学生。此人非常庸俗，我们平时很少和他谈话。仅仅保持表面的同学礼貌。有一天，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抽斗都被翻乱了，枕头、被褥，也有凌乱的迹象。肯定是被检查过了。当时，那姓孙的不在室内。不久，他回来了。一坐下，就开他自己的书桌抽斗，一只，两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祝门口贴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没有老校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在后门口碰到一个人刚闪出来。一看，是侯绍裘。彼此都是熟识的，不能不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绍裘说：他知道我在楼上，不过因为事忙，还没有时间上楼去看我。松江同乡会还在筹备，将来开大会时一定来邀我。当时，我知道他和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团员。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通声气。岂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烈士侯绍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实在是柳亚子和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
这时已及阴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家正在忙于过年。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已在向杭州推进。最后一任淞沪警备司令毕庶澄（？）正在一方面与上海工商领袖开谈判，如何使他不用一枪一弹，和平退出上海。一方面却雷厉风行地搜索“匪党”，乱抓人，连租界里也很紧张。我于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里过了新年，再回上海。谁知时局急转直下，沪杭铁路交通随即就断了。三月初（？），我在松江迎接国民革命军。待到铁路交通恢复，我才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才知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几乎引渡到龙华，被军阀枪毙。原来前几天，他们到马浪路一个团小组的屋子里去。一上楼，没有人。
桌子上一架油印机，满桌子满地都是纸张。心知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