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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上一架油印机，满桌子满地都是纸张。心知不妙，赶紧退出，在后门口被几个法捕房便衣警逮住，扣上手铐，送进嵩山路巡捕房。当天晚上，有警官来审问，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是译员。他们问了望舒和杜衡的情况。知道他们是震旦大学生，那法国警官的脸色就缓和下来。他问两人是不是共产党。望舒就用法语回答：不是。他又问：你们两人为什么到那座房子里去？你们知道谁住在这房子里？望舒回说：去年有一个同乡住在那里，好久不见，这回想去看看他，也许是走错了里弄。警官录下了口供，把他们两人的衣服脱下，只剩一条衬裤，全身搜查了一次，没有搜到任何犯禁的东西。于是让他们穿好衣服，捆住手足，把他们吊起在一个特制的高架上，又拷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两人当然矢口否认。于是，两人被送入一个大房间，那里有许多长凳，已睡满了好些被拘押的“犯人”。他们俩就在长凳上睡过了下半夜。
次日早晨，望舒买通一个小巡捕，或者是差役，写了一个字条，叫此人送给住在霞飞路霞飞巷的震旦同学陈志皋。字条送到，他可以从陈志皋那里得到五块钱。于是这个字条很快就送到了陈家。陈志皋的父亲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的中国方面的法官，法租界政法机构的人都认识他，称之为陈大老爷。志皋收到望舒的字条，立刻告诉他父亲。陈大老爷就在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嵩山路巡捕房的法国长官，说戴朝寀（望舒）和戴克崇（杜衡）是他儿子的朋友，同学，他们不是共产党，现在因为误会，被押在捕房里。他可以用本人的名义担保他们。这个电话，立刻生效，巡捕房里就为望舒和杜衡办理保释手续。同时，叫了两碗白鸡面给他们作早餐。其时望舒和杜衡还不知道陈大老爷已有过电话来，对着这两碗面，直是发愁。肚子饿得慌，很想吃。又怕来意不善，吃了会被倒吊起来逼供，又不敢吃。但终于是忍不住饿，大家把面吃了。吃过面，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在长凳上坐到下午，有人来招呼他们出去，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打一个指纹樱然后带他们坐进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陈志皋家里。这样，才恢复了自由。过了六七天，国民革命军挺进到上海。
我回到上海后，国民党正在华界建设政权，取缔工人的革命行动。租界内秩序也不安定。工商业一切工作似乎都停顿着。学校在延长寒假。我们和党团已经失去联系。陈志皋是消息灵通的人，他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出门，也不要到学校里去，因为他知道望舒、杜衡的被捕，与震旦大学某些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我们三人虽然住在校外，但一日三餐，都是到大学食堂里去吃的。这样一来，就不敢再去食堂就餐，只好到附近小饭店去吃饭。过了几天，就是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叛变国共合作，屠杀革命工人。
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已经没有人了。陶尔斐斯路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已被捣毁。
震旦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在校内外张贴反共标语。在一片恐怖的环境中，我们觉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于是作出散伙回家的计划，卖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我回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望舒的两位同班好友，梁洌Я⒃谔乇鸢嘟崾缶筒辉偌妗Ａ醪硬ū纠床蛔≡谛Ｉ崮冢鸵桓鲈谏虾Ｉ萄г憾潦榈耐缫黄穑谙挤陕飞邢吞米饬艘患渎シ孔∽拧Ｌ乇鸢嘟嵋岛螅棺≡谀抢铮液屯娉Ｔ谕砩先タ此Ｋ摹ひ欢卤渲螅颐巧⒒锢牖蟛痪茫不靥ㄍ迦チ恕！ �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们一时高兴，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这是一个三十二开十六页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张报纸。我们三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这里。
但是这个刊物的重点文章却是戴望舒的《读仙河集》和杜衡的《参情梦及其他》。东南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刚从法国回来的李思纯，他在《学衡》上发表了一些法国诗的译文：《仙河集》。这些译文实在不高明，望舒写了这篇书评，指摘了许多错误。傅东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译了一篇欧奈思特·陶孙的诗剧《参情梦》，由开明书店印行。这个译文也很有错误，杜衡为他逐句纠谬。我们这个刊物虽小，也没有多少人见到，但对李思纯和傅东华却很有冲击。听说傅东华看了杜衡的批评文章，非常恼火。李思纯从此不发表译诗。
《璎珞》一共印出了四期，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附记］
朋友们劝我写回忆录，报刊编者也劝我写回忆录。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几十年前的个人旧事，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写回忆录，未免有点妄自尊大。因此，始终不想写。前几年，写了几段关于《现代》的杂忆，也是因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觉得不能不说说明白，因此才写了几段。近来看到报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与事实不尽符合，又不禁提起笔来，再谈谈明白。但是我无法从头说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写，也只能一段一段的发表。待将来写多了，再编排次序。蛰存记。
哀徐燕谋
斯人已长往，如灭一浮沤。
有道真无用，归魂好去休。
鸡鸣风雨晦，羊走路歧稠。
我欲呵天问，滔滔逝水流。
看到前两天《新民晚报》有陆谷孙悼念其老师徐燕谋的文章，始知徐燕谋已下世，因作此诗，以寄哀悼。
我与徐燕谋没有深交，一九五一、五二年，我在光华大学兼课，经常碰到他。课余时间，在教师休息室中，闲谈一阵。历时虽不久，就从这几十次短暂的闲谈中，我知道他极有学问，中英文学都有根底，不是一般的英语教授。尤其是，我已感到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他襟抱冲和谦退，遇到我们二人意见有不同的问题，他从来不争不辩，微笑而已。全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后，他分配在复旦大学，我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从此就没有见过一面。但也曾有人抄录他所作的旧体诗给我看，也有人讲过他一些情况，都足以反映他人品之高洁。
三十多年来，我知道，徐燕谋过的是内涵的精神生活。除了编几本教材之外，他绝无活动，绝无表露，真正做到“良贾深藏若虚”的功夫。一般人讲起徐燕谋，只知道他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教授，课堂教学很能得到学生的好评，如此而已。至于他的高洁的品德，恐怕能了解他的人还很少。
就以陆谷孙文章中所举一事为例。徐燕谋不愿出国去教外国人学习中国语，难道真是为自己的英语中有浓重的吴音吗？我知道决不是，这还是他礼貌的托辞。在一般情况下，派遣一位善于外语的人到外国去教授中国语，总不能派一位大学教授去。“割鸡焉用牛刀”，这样做法，就是轻视了本国的大学教授。现在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教外语，有几个是他们本国的大学教授？徐燕谋有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不愿去。但是他决不说出他不愿去的理由来，所以他只好说是自己的英语有吴音。这是他深自韬晦的一例，我佩服他已做到家了。不过同时也不免慨叹：中国有的是人才，但能用人才的人却少得很，所以近年来，又流失了许多人才。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纪念傅雷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