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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附录］
蛰存先生：
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许多关切，在工作上（我说是非写作的工作）有这许多的热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勇气去希望了。
您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总是要做点事的。”这句话，我想我会牢记祝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时多想一下，计划一下。大家都不是先有了成见的。谁的办法更有系统，行起来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许很忙，但也许抽时间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计划这研究班以外，还想想如何使它活跃新鲜，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紧紧系在一起，助他们长大。
假如您的记忆里还留得下一件小事，您当想得起我也是受过您鼓励的许多人之一。
问您好。
杨刚上
四·廿一
怀念几个画家
去年十二月，《文汇读书周报》刊出了一幅漫画：《文艺茶话图》，画着三十年代的一群文艺作家。这幅画出于当时漫画家鲁少飞之手，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综合性刊物《六艺》上发表过。十多年前，香港的《开卷》杂志上也重印过。这回，大约《读书周报》编者有兴趣，又重印了一次。有人剪下这幅画，拿来问我：这些人画得像不像？我看了一下，凭我的回忆，我说：都很像，连神气都画出来了。不过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来客又问：鲁少飞是何许人？我说：三十年代上海第一流漫画家。
来客问：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不过不熟。
来客问：此人现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四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想不到，上月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看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少飞还健在，而且仍在上海隐居着。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常常怀念许多长久不知下落的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朋友。
在那个十年间，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活跃人士，都有同声同气的交谊。文艺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洋画家、漫画家、木刻家，经常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不是在宴会上，就是在茶室里，或者在电影院里、舞场里不期而遇，年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有不少人，虽然没有成为知交，但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们的风度和工作，都使我钦佩。
后来，文学创作的朋友，一个个随着萧军“出土”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见到了许多面目全非的老朋友，还有不少未见过面的老神交。只有我所怀念的画家，还有好些人不知下落。当年《时代画报》这一群人，只有叶浅予、丁聪还有作品发表，张光宇、正宇兄弟都下世了。庞薰琴、雷圭元，我联系上之后，不久都作古了。
陈士文在法国学画十年，抗战时才回国，我在临解放前，才在上海西门路找到他。解放以后，便无来往。八十年代初期，才知道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已去世。他留在上海的一百多幅超现实派油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他的老母亲烧光了。丁衍镛也在香港，很不得意，只当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师，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逝世。
周多和郭建英，都为我编的《现代》杂志画过很好的封面和装饰画，解放以后，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前年，台湾朋友寄我一份资料，才知郭建英成为著名的银行家，亦已不在人间。剩下一个周多，还没有着落。
章西厓是四十年代杰出的漫画家、木刻家、装饰艺术家。他的漫画，讽刺性很尖锐。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在出版社的宴会上遇到，反右以后，就杳无消息。直到前年，才知道他仍在上海，已从出版社退休。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带了他的一部分小品画和木刻来供我赏玩。现在，又知道鲁少飞也还平安无恙，这是最后一个我所念念不忘的画家了。
一九七八年以后，不少三四十年代闻名的画家，都一个一个的“出土”，有作品或消息见报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画家，更是逐渐活跃起来，发表了新的作品。章西厓“亮相”很迟，直到前年才由陆谷苇的一篇报道，并附印了他的一幅盆画，才使我知道。没有徐淦的文章，我至今还不知道鲁少飞的踪迹。我想，这两位画家，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他们难道安于被活埋，拒绝出土吗？文人总想印出一本书，画家总要开个展览会，可章西厓和鲁少飞却安于沉默，不求闻达。我不说他们人品高洁，只怪他们太消极了。
不过，消极也许倒是“塞翁失马”，君不见黄某某夫妇和黄某某等等，出土不到十年，又好像活埋进秦俑坑了吗？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
鲁少飞的心境
上月，在本报见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提到鲁少飞，我才知鲁少飞还健在，而且就在上海。当时有许多感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怀念几个画家》，写好就寄给广州的《随笔》双月刊，近日收到编者来信，说此文将在七月号上刊出。
想不到，今天（四月六日）又见到徐淦同志谈到鲁少飞的文章，其内容使我有些惊讶。惊讶的理由，还得要从我那篇给《随笔》的文章说起。
自从拨乱反正以后，文艺创作界的三十年代朋友，一个一个随着萧军在各地“出土”了。凡是我所认识的、景仰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诗人、话剧家，都有了消息，许多人都有文字或记者的报道在各种刊物上亮了相。已经下世的，也有了记录。只有一群画家，我所认识的，或景仰的，都还是不知下落。也许是由于隔行之故，有些人在五十年代就早已不知行踪，洋画家有周多、庞薰琴、丁衍镛、陈士文等人。直到一九八四年，我才知道陈士文和丁衍镛都在香港，已先后故世。陈士文被钱穆聘任中文大学美术教职，丁衍镛很不得意，做了三十年中学教师，庞薰琴在一九八五年才知道他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和雷圭元在一起搞装饰艺术，已不画现代派油画了。我和他通了几次书信，不久就收到他的讣告，接着雷圭元也去世了。漫画家中间，我最欣赏的是，三十年代的鲁少飞，四十年代的章西厓。大约在一九五四年，在几家出版社联营归公的宴席上，我才认识章西厓，以后就不知他的消息。直到前年，才知他健在上海，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抱了几册作品来供我欣赏。我问他：为什么匿迹销声，不求闻达？他没有回答，一笑了事。我当下就想，大约画家中间，有一些惊弓之鸟，至今还拒绝出土。到去年年底为止，只有周多和鲁少飞，还是存亡未卜。但同时，又有几位画家重新入土了，我想，拒绝出土，也未尝不是好事。
由于一幅《文艺茶话图》，徐淦同志为我报道了鲁少飞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但是今天，徐淦同志又报道了鲁少飞否认他自己是这幅画的作者，而且话说得很不可捉摸，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我就不免要惊讶了。
这幅《文艺茶话图》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四（？）年的《六艺》上。这个刊物是叶灵凤和穆时英编的。非但画是鲁少飞的手笔，连那一段说明也是鲁少飞写的。一九七九（？）年，香港的《开卷》月刊首先复印了这张画，当时就有香港朋友把这册刊物寄给我看。去年春间，《上海滩》编辑黄屏同志来组稿，我就把这幅画的复印本交给她录用，我还答应写一段“后记”。后来黄屏同志说：此画已在国内刊物上用过，故《上海滩》不能用了。《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用的，恐怕就是我交给黄屏的那一张。此画刊出后，有人来问我：“画得像不像？”我说：“都像，连各人的神气都表现出来了。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这幅画以邵洵美为主人，坐在主位上。这是画家的构思，并非实有其事。鲁少飞画一幅以邵洵美为主的《茶话图》，也不会受到邵洵美的玷辱，我很不理解鲁少飞为什么要否认这幅画。邵洵美门下“食客”虽多，至少鲁迅、周作人、洪深总没有在邵家吃过一顿饭，当时他们见到这幅画，都没有表示反感，因为大家知道漫画的艺术处理有此一格。
鲁少飞不得不承认这幅画的“线条像我”，却又推说“记不起来了”。好像今天的鲁少飞，还怕沾染邵洵美这个“绔袴公子”的病毒细菌。他像倪云林一样地有洁癖，非要掸掉身上的一些灰尘不可，因此我才理解这位画家拒不出土的心境。
林微音其人
一九二八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
这个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微音，诗人，银行小职员。
回到上海，他们已成为朋友，我也连带地结交上了。我们办刊物，办出版社，林微音常来，我们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但他不是水沫社中人。他属于另外一个三朋四友的文艺小集团。他的文艺同道有朱维基和芳信，这三人的领袖是夏莱蒂。他们办过一个小刊物，名为《绿》，也许他们的集体就称为“绿社”。
夏莱蒂本名来騠，是松江人，名医夏仲方的胞弟。此人崇拜郁达夫，亦步亦趋地学郁达夫的颓废。曾在郁达夫家中亭子间里住过几个月，经常赤身露体，醉酒胡闹，被王映霞下了逐客令，才不得不迁出。
芳信，我不知其本名，也不知其职业。他的妻子芳子，是一个舞女。一九三○年他们夫妇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设了一所舞校，就是现在凯福饭店二楼。
朱维基是工部局的译员。
这四个人都写诗，在上海新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