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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选抄了与匹克威克或狄根司有关的三家旅店，聊当茶话。麦资的书全部内容都是这样有趣，使我把《匹克威克外传》从头到底重读了一遍，可惜作者所谓“现在”，还是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情况，到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之后，英国的这一类文化古迹，不知还存留多少？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写讫
倒绷孩儿
水浒传里有一句话，叫做“八十岁的老娘，倒绷孩儿”。用以比喻一个老手对熟练的工作，反而不会做了。我的文字生涯，也该有三四十年了，对于祖国的语言文字，虽不能深入钻研，成为语文专家，一般的使用阅读，一向都还对付得过去。可是，近来却颇有“倒绷孩儿”之感，常常有许多文章，或一言一句，看不懂，非但如此，连自己写的文字，一经排成铅字，也往往看不懂了。真是一件很替自己担忧的事。
第一是简笔字造成的一些语文困难。简笔字如果只限于将原有的繁笔字改成简笔，如“鐵”简成“铁”，“棄”简成“弃”，“爲”简成“为”之类，那是没有流弊的，而且确是应该推行。但现在的简字方案已越出了简“笔”的范围，而成为归并同音字了，这却造成了许多不便。最近我校阅一本自己的译稿，校样上有一句，“那面包房里”。
原稿不在手头，就怔住了，我记不起“包房”是什么地方。从上下文仔细一看，才知道应读作“面包房”，即“麵包房”。看过几十页，又遇到一句“那面包厢里”，我又怔住了，这“面包厢”是什么？恐怕是“面包箱”之误吧！再一研究，才知此处应读作“那面——包厢——里。”原来这是戏院里的事情，而不是“面包房”里的事情了。这一事，使我深深感到同音归并的精简法甚不妥当，中国字因为是单音字，所以同音者甚多，全靠异形来作区别，现在同音而又同形，势必弄得语文非常贫乏。江南老一辈的妇人把修脸说成“做面”，现在这一名词却与“煮面条”没有差别，岂不滑稽。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愈高则词汇愈丰富，现在我们却在向紧缩词汇这一条路发展，我以为是错误的。扩大词汇与普及语文或扫盲并无矛盾，因为每人只要熟习他所需要的一些词语，即够应用，普通人识字一二千即可应付阅读和书写普通文件，学者专家自然应当多识些，本来不能要求人人都熟读一部康熙字典也。至于一个普通人，我以为“面”和“麵”也应该让他分开认识和使用，如果教给他“面”就是“麵”，“麵”就是“面”，他反而会弄糊涂了的。
同音归并中还有几个字并得很不妥当。例如“儘”字现在没有了，一律并归“颈字，于是“儘吃儘用”变成“尽吃尽用”，“儘有”变成“尽有”，不知到底该怎样讲法才好。又如有人以“并”字代“併”字。其实这两个字音并不相同，不过现在的北方人读来，非常近似。我们应该纠正这两个字的读音，而不该以误传误，合并为一。我的译稿上，凡“并肩”统统被排成“併肩”，真为之投笔长叹！不知这两个人的肩膀怎样“併”法。
还有一个“嚇”字，本来是从口，赫音。北方人原来也读作赫，不过在“嚇了我一跳”之类的场合，由于方言音转，变成为“下”音。现在简笔成“吓”字，于是大家势必一律读成“下”音，凡“恐嚇”，“惊嚇”的“嚇”都成为“吓”。
其实这等场合北方人亦并不说成“恐吓”，“惊吓”也。
宋元俗字，简笔甚多，但是我读“元刊古今杂剧”和“缪刻京本通俗小说”，并不困难，倒是读我自己文章的校样，几乎每页都有怔住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我请求文化领导同志再考虑一下。如果丝毫不顾六书旧传统，任意无规则地创造简笔字，恐怕终不是个好办法。
第二第三
副刊文章，限于篇幅，以短为宜。如果写长了，便该分做几段。作者不分，编者也定会分的。我昨天写了一篇“倒绷孩儿”，有“第一”而无“第二”，大家以为我写到底下忘了上文，未完而完，不了而了。其实不然，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为了不使编者为难，故意把文章分做两篇，题目也分做两个，反正读者同志看下去，自然知道我刚才不过喝一口茶休息一下而已。
且说我的“倒绷孩儿”之感，第二个原因似乎是近来人们写文章，不很继承民族语文传统。例如“失慎”二字，向来用以代替“失火”，现在却往往被用来作“不慎”解。
“被单”、“褥单”原是两样东西，但我写了“褥单”，校对同志却给我改为“被单”，把垫的改成盖的。去年解放日报有一段消息，报道艾登下台以后，怎样冷落地乘轮去国。
没有人向他“告别”，连女皇也只派了一个不重要的人送一封信给他“告别”。这一段文章中一共用了三四次“告别”，全都是“送行”之误。可见“告别”二字在青年文人的观念中已经作“送行”解，而不作“辞行”解了。诸如此类，可谓“数见不鲜”。我不知人家如何感想，在我这顽固脑筋中，却以为不妙。词语涵义，逐时改变，本来是语文普通现象，但总不该这样变法，变也得从继承中去发展，不该割断传统，创造新义。
我近来愈加感觉到文化传统之可贵，也愈加体会到文化人非继承传统不易创造。目前有许多事情，大家以为是一种创始，其实却是早已有人说过做过的了。评论古典文学，“琵琶记”也好，“孔雀东南飞”也好，种种新颖的见解，如果广泛地一查旧籍，就可以发现从前人大都已说过。又如今天报载浙江林业厅发现萧山芦竹可以造纸，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件新发现，如果知道一些造纸的历史，就应该记得天下最早的纸是古埃及的芦纸，据说日本也还在造芦草纸，那么我们正应该在这基础上去试制萧山芦纸，比从头研究起，方便得多了。
外国语也使我们目前的语文受到不少坏影响，这可以算是我有“倒绷孩儿”之感的第三个原因。国际文化交流的结果，使每一种民族语文都不免要受到外国语的影响，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也并不悲观，甚至还很欢迎，我因为向来主张祖国语言应该尽可能地欧化（或外化）些。但我不赞成把简单话说成繁复，把直捷话说成曲折，把聪明话说得很笨拙。举三个例子：（一）“我怎样教生物学”这一句，现在人往往爱写成“我是怎样教生物学的”。（二）我在自己的译文中发现过一句：“她用手做了一个姿势”，当下大吃一惊，哪有这样的笨话！真是给外国语带累了，赶忙改成“她打了一个手势”。
（三）去年曾在报上看到一个“阶级式的计划”，简直不懂这是什么形式的计划。仔细一研究全文，原来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某一工程作出了一个分成几个阶级的建设方案。幸而稍稍懂一些外文，知道这里的“阶级式”一定就是“阶段”或“步骤”之意。
以上这种词句，在译文中最多遇到，我自己也还不免。不懂外文而读惯这种译文的人笔下创作出来的中文，有时更变本加厉，这一情况，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纠正。现在青年写文章，这种句法甚多，他们往往忘记了说“他戴上帽子”，总得写成“他把帽子戴在头上”。知识分子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可笑，读给老百姓听，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中国话了。我不赞成的是这样的外来影响。
外行谈戏
这两天戏剧工作同志鸣得非常热闹，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许多内部矛盾的暴露，相信剧运前途不久必可转进到一个更光明灿烂的阶段。我对戏剧是个十足的外行，没有资格凑热闹提意见。但案上的戏剧是我的文学专业中的一部分，场上的戏剧又是我的文娱之一，这样我就不能说和戏剧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戏剧的读者和观众的身分来谈谈我的感想。
先谈剧本。剧本有两种用处，第一是供给演员排戏用，第二是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供给喜爱文学的读者阅读用。解放以来，剧本的创作的确不多，每个剧团都闹剧本荒，据说是剧作者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写剧本。但我有两点不解：（一）为什么小说家居然能自信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已够高了，居然能写出好几十部成功的作品来，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这样谦虚呢？（二）戏剧领导者对于创作的剧本为什么要求到这样高。
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
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