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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内容却还是庄重的，或者说，“一本正经”的，对某一事物发挥议论。用我们的文学名词来表达，应该就是论说文。论说文还是一种文体，而不是创作文学的形式。
属于文学形式的散文，是专指一种比较轻松、比较随便的文章。它们不是学究式的高议宏论，而是“摆龙门阵”式的闲谈漫话。偶然高兴，对某一事物议论几句，评赞几句。或者索性把话头搭到别处去，借此发些牢骚，谈些感想。文章内容不一定扣住题目，题目也未必能概括文章。这种文章，就文体概念而言，是散文，但不是论说文。英国文学界把这种散文，称之为familiaressay，加一个状词，以示与论说文相区别。我们现代文学中所谓散文，实质上应该是familiaresAsay的译名。famil－iar是家常、亲热的意思，所以我想译作“家常散文”，用家常便饭、家常豆腐的例子。从前有人译作“絮语散文”，也还恰当。不过离开了语根。
随笔是我们古典文学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和英国人的家常散文，虽不完全相同，却也有些近似。我们现在称“散文随笔”，一般人都以为是散文和随笔两种文学形式的组合名词，我以为应当把“随笔”作为“散文”的状词，最好索性改作“随笔散文”，就可以作为familiaressay的新译语了。
在西方文学中，随笔性的散文开始于英国，也特别繁荣于英国。十八世纪后期，一位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写了两卷散文，题其书名曰《伊里亚散文》，我们现在译为《伊里亚随笔》。把散文这个名词作为创作文学的形式，开始于此。以前虽然有过十六世纪的英国人培根和法国人蒙田，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但他们的散文还只是短篇论说文，没有家常味，我们只把他们的文集称为《培根文集》、《蒙田文集》。
兰姆式的随笔散文建立了英国新散文的传统，从此以后，英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散文家。英国的报纸，一向不登载小说，也极少登载诗歌。文学版的内容，以书评为主，其次便是散文，而散文的内容，有时也是书评。英国散文的繁荣，与报纸的需要极有关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报纸大量增加，于是有许多散文家应运而生，为报纸写稿。有些人成为某一种报纸的专栏作家，每星期供稿一二篇。我已经二十多年不接触英国现代文学，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哪些散文家。我所熟悉的还是四五十年前的几位作家，如卢卡斯（E．Y．Lucas）、米伦（A．A．Milne）、林特（R．Lynd）等人，文章写得真好，一向是我休息时的读物。
“五四”运动以来，散文在我国的文苑中，也并不示弱。鲁迅是最重要的散文家。
他的风格，是古典和外国的结合。只因为他的绝大多数文章，思想性表现得极强，相对地未免有损家常味、亲热感。这一类文章，在我国文学界，一般称之为“杂文”，似乎有意和“散文”划一界线，虽然从文字涵义上看来，这两个名词并没有逻辑的区别。不过，《野草》和《朝华夕拾》，总该算是鲁迅最好的散文。
三十年代的周作人，也写过不少散文。最初的几个集子，如《自己的园地》之类，也很有味道。但是他写到后来，几乎尽是读书记，甚至抄书记，多读了便使人感到单调，也许还会沾染到一些书生的迂气。
朱自清的《背影》和梁遇春的《春醪集》，都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优秀的散文集。梁遇春死得太早，他的文学生活没有几年，因而很少人知道他。他是在北京大学读英国文学的，他这本《春醪集》，确是正统的英国式散文。我还想提到冰心的《寄小读者》。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不是“小读者”，但我非常喜欢它。经过了几十年，现在我已忘记了它的内容，留下的印象是她的文章非常洁净。此外，茅盾、俞平伯、冯文炳、王鲁彦、魏金枝诸家，也都有好几篇杰出的散文，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此外，肯定还有不少好文章，为我所失记的，或没有见到的。
林语堂推崇明人小品，提倡“闲适笔调”，似乎有意给散文开辟一个新园地。他掇拾周作人、沈启无的牙慧，竭力赞扬公安、竟陵文派。他把“闲适笔调”作为公安、竟陵散文的创作方法，而没有看到公安、竟陵诸家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他们的笔调尽管闲适，思想内容其实并不闲适。在另一方面，林语堂的提倡“闲适笔调”，也有他自己的针对性。他的“闲适”文笔里，常常出现“左派、左派”，反映出他的提倡明人小品，矛头是对准鲁迅式的杂文的。这样一来，明人小品，闲适笔调，在林语堂手里，都成为反历史潮流的武器。鲁迅惟妙惟肖地用四个字揭穿了他的本质：“英文、英文”。
解放以后，仍然有许多人擅长写散文。鲁迅笔法的杂文，在新社会里有没有需要，尽管毛泽东同志有过明确的指示，但也有人提出来作为讨论的问题。随笔式的散文，曾经热闹过一时，你也“漫谈××”，他也“闲话××”，可是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这两年中被罗织入罪的，也尽是这些散文。到了六十年代，散文又复兴了。有人向艺海中拾贝，有人在燕山上闲话，都受到读者欢迎，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展，这些散文都成为“大毒草”。
现在，文艺界正在拨乱反正，为今后的繁荣创造条件。散文也受到各地作家的重视，已经出现了几个专载散文的刊物。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提供了一个为散文家挥洒妙笔的园地，我相信今后的新文学史上，散文一定会占有反映和记录新时期总任务的丰富多采的重要地位。
我治什么“学”
《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约交稿，我这才想起，我这一辈子到底“治”了些什么“学”？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我自己反省，弱冠以来，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确“治”过不少“学”，几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么“学”呢？没有！我完全无“学”，因而至今是“不学无术”。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学第三四年级的时候，中、英语文阅读及写作能力，已有相当好的基矗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逊。英文得力于叶颂藩老师的文法课，他教授《纳氏文法》第四册，使我能基本上懂得英文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语文基础，是我的有利条件。中学毕业后，报考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去应考的有四个同学，只有浦江清一人被录取，我和其他二同学均名落孙山。
于是去报考之江大学，因为听说教会大学容易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进之江大学去读英文。在之江，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我就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我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对英国文学刚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为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不能不退学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进上海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陈望道老师讲修辞学，沈雁冰老师讲西洋文学史，俞平伯老师讲诗词，田汉老师讲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这些课程都对我有相当影响。西洋文学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这部书的内容，实在只讲了希腊、罗马部分，我以为不足，就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欧洲各国文学史看。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大学读了两年，又转到大同大学读英文，在叶上之、胡宪生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司蒂文生的散文《骑驴旅行记》和沙克莱的小说《亨利·爱思芒》。同宿舍的同学有许思玄，读英国文学书甚勤奋，我和他对床而坐，颇受他的影响。以后又转入震旦大学读法文，随即便爱上了法国诗，从龙沙、维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中国古典文学，就此放下了。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中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一九三七年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系主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历代诗癣历代文眩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努力备课，编讲义。上了几个月课，才知道过去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
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云南大学三年，有条件阅读了许多云南古代史文献，写下了一些札记。在向觉明的影响下，看了许多敦煌学文件，校录了十几篇变文。一九四一年，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于是云南古代史和敦煌学的兴趣消散了。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许多书。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史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这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损失了。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前后译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东欧、北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