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年苏州人纪念范仲淹，在范家祠堂里上了一块匾，题四字曰“先忧后乐”。于是这两个名句又引人纷纷议论了一阵。
我仔细想想，这两句话也很有些不对劲。天下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忧虑，可知还在太平天下，你范仲淹却忧起来了，忧些什么？惟恐天下不乱，领导天下老百姓跟着你转乐为忧吗？天下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很好，大家都很快乐的时候，惟有你范仲淹却并不快乐，还在忧。忧什么？杞人忧天吗？等到人民快乐过去，天下形势有些不妙现象，人民开始有些担忧了，而这时，你范仲淹却乐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乐的呢？除非是幸灾乐祸。
两个名句，一经分析，实在只有一个意义：人民快乐的时候，你忧愁；人民忧愁的时候，你快乐。
不和天下人民同感情，这是爱国主义吗？
匹夫无责论
顾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
我，也是一名“匹夫”，却实在想不通。
看看历史，天下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劳，也说不上责任。天下亡，是桀纣、陈后、隋炀、宋徽的责任，自负盈亏，都和“匹夫”无关。
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
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自以为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
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死，逃的逃了。因而我曾赋诗一首，曰：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
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
雨窗随笔
今年上海的天气，真是古怪。不但“清明时节雨纷纷”，直到立夏，也还是“雨纷纷”。窗外，整天是潇潇淅淅，室内，整天是昏昏沉沉。使我这个老人情绪不宁，无法工作，无心看书阅报。只好抓起笔来随便乱写。陆续写了几段，也有两三千字，暂且告一段落，应之曰《雨窗随笔》。既然是“随笔”，最适当还是向《随笔》投稿。于是套上一个信封，寄给《随笔》编辑同志，听从处理。
一篇“译序”
偶然看到一本《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卷首有一篇“译序”，既不是翻译的序文，又不是译者的序文，不知道这个标题该怎么讲？
序文是高觉敷先生写的。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老专家，他的序文自有分量，我不能不先拜读。
第一句说，这个译本“译文尚通顺可读，故愿为他的译本作序”。原来高先生作序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译文尚通顺可读”。
序文的最后一句是总结评论这本书的原著者的。高先生说，著者“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在本书结束时，暴露出袒护托洛斯基，贬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
这篇“译序”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原来高先生还认为被“贬低”的人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平等的批评
陈伯吹主张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教育作用。另一个人狠狠的批了他一顿。陈伯吹发表了答辩，要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但又表示欢迎别人的“平等的批评”。
林放写了短评，赞扬陈伯吹的态度。
我读了这三篇文章，感到脑神经混乱。
欢迎批评，必然接受批评。
不接受批评，何必还要欢迎批评？
如果有十种不同理由的批评，是否全部欢迎？
欢迎批评而不接受，如何体现欢迎？
批评有“平等”、“不平等”的区别，如何区别？
如果是“平等”的批评，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个作家，或一个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又欢迎别人的批评，欢迎而又拒绝接受，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高尚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过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人民的分类史
汉朝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士居第一类，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后，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贩夫走卒”这个成语。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类。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获得大翻身，又成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士气嚣张的时代。《儒林外史》记录了两个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头巾去上馆子，被秀才老爷痛打一顿。
到了清朝，士又活该倒霉，有的被杀，有的充军宁古塔。不过，后来情况稍稍好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解放以后，好像把人民分为两档：民和人。民有三类：工、农、兵。商人失踪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商人。人分五类：地、富、反、坏、右。称为“分子”，不是民。
拨乱反正以后，五类分子绝大多数归属于民，似乎已无大差别。现在的人民分类法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仆”，不是民。民分五类：商、农、工、兵、士。不知可否说是新的“五类”。不过士的等级比元朝还低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似乎没有乞丐。
“文化”与“文学”
读书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还未能读通之外，从商周金文至先秦诸子，我都能读通了。偶尔有些语文障碍，还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还是能够理解的。倒是近年来一些青年理论家的文章，我常常读了四遍、五遍，还是不懂。看看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每一句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就是读过一整段，却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只好自认老耄，在飞跃的新时代文风前面，显然落伍了。
近来又发现，落伍的不单是我一个八十老汉。偶然读了一段文章，我虚心请教一位六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后，沉吟不语。我追问：“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说“不懂”，怕落伍。我又请教一位四十多岁的副教授。他读了两遍，也不做声。我再追问：“这一段文章讲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说：“吃不准。”
我才得到一点安慰。看来，他们二位，至少也已经开始落伍了，不过比我好些。
现在，把这段文章抄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例子），请读者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篇文论杂文的第一段：文学的危害的确在于她作为一种精神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空间。我们缺乏一种能力（这或许是先天的），把文化与文学有效地区别开来。因此，文以载道的罪过首先不在文学的自身。文学常常蒙冤，但文化因为已经无法在自身的内部为文学让步，所以我们便只能端出文学作为文化祭坛的作品。
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们内涵的概念有以下几个：（一）文学的危害性是一种精神。
（二）这种精神充斥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空间。
（三）我们（不知是谁？）是先天性的低能儿，不会区别文化与文学。
（四）“文以载道”是一种罪过。但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
（五）有人说“文以载道”是文学本身的罪过，这是冤枉了文学。
（六）文化有一个自身。这自身有内部与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内部已经无法向文学让步。（外部呢？）（八）所以我们只能把文学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
但是总的意念呢？
为人民服务
大学生问古汉语教授：“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字怎么讲？
教授答：有几种解释。要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因人而异。
大学生说：请老师举个例解释一下。
教授说：一种讲法，为就是“给”，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做事。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大学生：这是谁说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这个为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