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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语气不接，猜也猜不出来。不知是漏排了一二句呢，还是译者因不懂而跳过。
大多数译本都不交代原书的书名和作者名的原文。译者或编者大约以为读者都不识外文，所以无此必要。其实这是介绍外国文学的一大缺点。如果让读者知原书的书名原文，就对读者学习外国文学有帮助。其次是给图书编目人员以方便，让他可以在每一个译本书名下注出原书名，使利用这个资料的研究工作者知道某一种外国作品已有多少译本。
书是社会文化教育工具，不要以为译一本小说，目的仅仅是供应一本小说。这一意义，似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没有注意。
《书林》和《读书》是目前南北两本关于书的刊物，它们的内容似乎都以书评为主，而且又似乎以好评为主，有些像是出版社的广告刊物。《书林》编者敦促我写稿，我既不想为任何佳著捧场，也不敢写出纠谬正误的文章，得罪了人。只好实事求是，谈谈我近来读书的观感。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爽爽快快的发泄了一下。这里所谈到的，有些是“做书”的技术问题，有些是出版事业的风纪问题，我虔诚希望著书的，译书的，和“做书”的同志们，能采纳我的刍荛之议。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诗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几个青年人谈到诗。
我说：诗言志。
青年甲说：文何尝不能言志？
青年乙说：诗也可以抒情，不光言志。
我说：言志就包括抒情在内。
青年丙说：感情和意志不属于同类，包括不进去。
我说：“诗言志”是和“文以载道”区别开来的。
青年甲说：区别不开。“言志”就是“载道”，“载道”必然“言志”。天下没有无道之志，也没有志外之道。
我说：那么，全否定了。诗到底是什么？
青年乙说：诗是韵文。
我说：赋也是韵文。
青年丙说：诗是句法整齐的，讲究格律的。
我说：赋也完全一样。况且，还有句法不整齐的诗。
青年乙说：诗是用形象思维的。
我说：古诗就不用形象思维，为什么还是诗？
青年丁说：诗是有讽刺作用的。
我说：鲁迅的杂文也有讽刺作用。这不是诗的专利。
青年丙说：诗是温柔敦厚的教材。
我说：穷凶霸道的人，读一辈子诗，也不会变得温柔敦厚。
青年甲说：这是指作者。一个温柔敦厚的人，写出诗来，表现他的人格、性情。
我说：自我表现，不一定要用到诗。写文章也可以。待人接物，从实际行动中，更容易表现。
青年丁说：我想起来了。有一位诗人说过：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我说：这个武器杀不了敌人。三八式步枪还嫌差劲呢！
青年乙说：也有人说过，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品。
我说：好吧，你做几个艺术品出来，到上海美术品供销社去卖，看他们收不收？
青年丁说：艺术品不是商品，怎么可以卖钱！
我说：难道艺术家都把他们的作品堆在屋里，整天饿着肚子，不断地创作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品吗？
青年乙说：那么，老师，你说，诗到底是什么？
我说：很抱歉，我也说不上来。
青年丙说：诗的定义，我们都讲到了。我们否定了一半，老师否定了一半。这么说，诗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它怎么会古今中外永远存在着呢？
我说：普天之下，无用的东西，存在着的多得很，不止诗一种。
青年甲说：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庄子所谓“无用之用”。
我说：无用之用，仍然是一种用处，既然有这种用处，就是有用，怎么还说是无用呢？这是庄老头的逻辑矛盾。
青年丙说：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诗既然从古到今一向存在着，存在就是它的用处。如果一点没有用处，它就没有存在了。
青年乙拍着桌子说：喔！原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存在主义”。
青年丁说：怪不得现在诗人很多，他们的诗，惟一的用处就是“存在”，这叫做“为存在而存在”。
文学史不需“重写”
看了两期《上海文论》，知道有些青年文论家在讨论“重写文学史”。参加讨论的人不算少，似乎很值得讨论。
我有点不理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到写文学史会成为一个问题。
写文学史，从来没有“专利权”。每一个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都可以自己写一部文学史。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各不相谋，也各不相犯。从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以后，曾毅也写过《中国文学史》，谢无量写过《中国大文学史》，王国维有《宋元戏曲史》，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有《中国俗文学史》，龙沐勋有《中国韵文史》，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史”，每一部都是独立的著作，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史观，谁也不是对另一作者的“重写”。
只有一部文学史，可以说是“重写”的“文学史”，那就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文学史，最初是上海沦陷时期作者在几个私立大学中的讲稿。抗战胜利后，作者在国立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把这个讲稿重写了一部分，即出了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作者又重写了一遍，在一九五○年代印出了一个新版本。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重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印出了最新版本。在我们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中，只有这一部是名副其实的“重写”本，而且是经过三次重写，但结果却成了离开了“文学”的“文学史”。
现在，一些人讨论的“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这不是“重写”，而是“另写”。
从一些讨论的文章中可以知道，有一种或几种文学史，是他们所不满意的，因此，他们希望有一本新的、可以满意的文学史，出来取代那本旧的。因此，才提出“重写”的呼吁。他们希望“重写”的文学史，大概是作为教材的那些文学史，它们是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
我以为，作为教材的文学史，不是学术性的文学史。一个文学史家，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不能以文学史教本为主要参考资料。不单是文学史，其他文理各学科，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中，提到大专院校教本的。
因此，我以为，对于作教材用的任何文学史，不必提出“重写”的呼吁。它们即使重写、重编一百次，结果还只是一个教本。
有一位青年文论家说，他之所以要求重写“现代文学史”，是因为目前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和分析，各执一辞，观点纷乱，因此，他希望有一部可以依据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标准的研究现代文学发展的框架。
我以为，每一个文学史家、文论家，在他们的各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累积而构成自己的框架。如果依据一个别人提供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势必成为别人写的文学史的注疏家，他的研究成果，只能是发挥别人的观点。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已经有过许多文学史，不论是古典文学史或新文学史，每一本文学史都是作者个人研究的成果。它们有些什么特点，有些什么缺点，都只能由读者去判断。当时，大专院校的文、史、哲各科教材，没有教育部颁定的统一教材，一般都是由教师自编讲义。既没有“钦定”的文学史，也没有“重写”一说。
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如小说史，诗史，各个流派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
我看《上海文论》和其他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还是去年腊月中的事。当时有些想法，打算写出来参加讨论，可是给别的事搁下来了。春节中，台湾作家林耀德来访问，谈起这件事，我当时就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收到台湾《联合文学》七月号，其中发表了林耀德和我的谈话记录，关于我对“重写文学史”这个问题的观点，也透露了一些。
因此，我感到不能不把我的全部意见写出来，供参加讨论的人作参考。用了三天时间，写完此文。天气太热，还是没有畅所欲言。
一九九○年八月四日
闲话孔子
十八号台风暴雨驱散了上海的高温，新凉天气，就有人来找我老拙聊天。前天来了一位好学中年人，他正在钻研中国思想史，近来看了不少时髦书：《易经》，禅学，新儒学。他来问我对新儒学如何看法。
我说：“新儒学，我还不很理解，不知新在哪里？”
他就问：“那么，您老对旧儒学如何看法？”
我老实回答：“旧儒学，我也不甚了了。真可以说：未知旧，焉知新？”
来人就采用激将法：“您老太谦虚了。您老读过孔孟之书，怎么会不懂旧儒学？”
我说：“你所说的旧儒学，我知道的只有汉儒和宋儒两派。汉儒讲章句训诂，其实是治一切古学的第一道工作程序，就是现在西方的‘文本学’，这种工作，本身还不是一种‘学’。宋儒讲义理，把孔孟的唯物主义行为准则提高为唯心主义哲学原理。这种工作，虽然是一种‘学’，可离开孔孟的实用主义远他说：“孔孟的学说属于儒家。研究儒家学说的工作，称为‘儒学’。你老既否定了汉儒学，又否定了宋儒学，那么，你以为儒学应该是什么呢？”
我说：“你知道，儒学早已分为许多流派了。每个流派都自以为是孔孟之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