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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奉其长姊玛丽者。但圣女的原稿均系迅速写成，毫无改窜，故既不注明页数，亦不分章节。这是一个非常聪睿的灵魂之自白，像雪山中的流泉，滔滔不绝地下注，读者若为编订者所分之章节所囿，便失却原书一部分好处。
此书法文本出版于一八九九年，即圣女逝世后二年。英译本则出版于一九○一年，为齐惠基教授（ProfDziewicki）所译。一九一一年由洛希岱尔孤儿印刷所印行节本一小册，题名为《像小孩子一般》。至一九一二年圣诞节，始印出第一次英文全本，题名《里修修女德肋撒小传》。第一次印大板九千册，定价六先令，在九个月内即行售罄。
至一九一六年，孤儿印刷所又发行新译廉价版一种，题名《一朵小白花》。因为里修卡美灵修院于彼时方将原稿定本印出来，与以前印行者大不相同，故不得不重行英译也。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的英文全译定本则为一九二五年的嘉诺撒版（CanonisationEdiAtion）。
灵心小史的译文——我想它是从法文原文译出的——也可以在各种译笔中自成一体。
我不以为这样的译笔是好的，但对于这个小女孩儿的天真的自传，我想这是非常能传神的，虽则它对于原文间有增改甚至误解之处。在前五章，小德肋撒追忆她儿时的生活，记述她所享受的天伦骨肉之爱，小心灵对于月露星辰的感觉，以及一个天真娇憨的小女儿的玄想，全部用一支童稚的笔调琐碎地写下来，你愈觉得它断断续续，便愈应当知道这是一种极好的散文。
“散步归来，仍作课。课毕，到园中。带走带跑，总不离爸爸左右。我的顽耍，不爱洋囡，爱拾树皮树果泡茶顽。待茶色浓艳，倾入玲珑小巧杯中，杯亦真堪爱赏，忙去献爸爸。爸亦抛却工夫，含笑作饮状。我亦爱栽花，爱造小祭台，恰好围墙正中，有一小洞可建造，布置停当，奔告爸爸，在我以为绝妙大工程，爸爸为引我笑，哄我顽，亦大出其神的赞叹良久。如此之类，不知凡几。就我一身所受，已书不胜书。像好爸爸这样疼爱小王后，走遍天下无第二人。”（第二章）“爸爸爱称我小王后，我则爱称他仁爱大王。大王有时领去钓鱼，这一天的快乐，自不庸提。我亦爱拿小渔竿，一人独钓。尤其爱远坐芳草堤边，花茵之上，顿觉意远思深，初不知默想为何物。但我神我灵，已沉潜于祈祷之中，一时万籁无声，一时又似有似无，风声水声，与城中军乐之声，依稀仿佛，如怨如慕，来叩心门。回顾红尘，不啻窜流之所，那得不心心念念，梦想高天。”（第二章）“回忆从前，爱养笼鸟。一只芙蓉鸟，音鸣极好。一只红头雀，方出窠，即捕入囚笼，喂之虽周至，然未尝一闻母声。而朝夕所闻者，只芙蓉之音韵，一旦亦欲效之，岂非大难而极难。我爱观其侧耳而听，转喉而效之不倦，初则芙蓉之声，清脆悠扬，红头固不能相应。而孰意久而久之，意与芙蓉嘤鸣同调耶。好母母，你知道从小教我歌颂者谁欤？能悦我心之声韵何物乎？我虽脆弱无能，希望一旦在天，将在世所一听再听，不一听的爱情歌谱，仿其音韵，永远继唱于无穷世也。”（第五章）这三段文章，每段都有宗教，但他们使你不感到这是宗教，非但你不感到这是宗教，甚至你不能不承认非绝顶颖慧的女孩子不能写出这样美丽的散文来。此外，几乎在每一章中，尤其是第六章纪游罗马时，流连光景，随时发露她的诗意的默想。是的，我称之为默想，因为我故意要避免用一个宗教名词——信德（Faith）。把宗教的信德熔化为诗意的默想，这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此书之所以能不使我们憎厌处。
译文随时都在摹拟一个小女孩儿的口吻，简短浅近的辞句，竭力保存一种骄憨的神情，倘若这本书真是马相伯所译的话，我倒很佩服此叟童心未泯，只可惜颇有误译，而且往往背了原意，例如第六章有一节云：“路经瑞士，见有极高山，雪岭没云端。又见大瀑布，深谷中凤尾草极高大，金雀花等，一丛又一丛，天然之美，美不胜收。使我心喜，使我心慕。仰思造物，竟愿将此绝妙化工，扔在窜流之地，徒供一日之鲜艳而已。”
这最后一句却未免是“胡说”了。小德肋撒姑娘的原意是感谢天工，竟肯将此种美丽景物，安置在荒郊，使流窜者亦得享受一日之鲜艳，可见造物之普爱也。
伊凡·伐佐夫及其《轭下》
关于作者：伊凡·伐佐夫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属于古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亚人民一直被奴役在土耳其苏丹的暴政之下。他们的祖国，雄伟的巴尔干山横贯着的美丽而丰饶的土地，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民还不很知道有所谓保加利亚人。他们把保加利亚人认为希腊人，因为他们在教堂里用的是希腊文，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的官话是土耳其话。真正的保加利亚民族语言仅仅活在人民的口头上，而且还限制于同胞们的私人谈话中，所以写下来的就很少。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因而就没有保加利亚文，更没有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学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保加利亚人民，也正如罗马尼亚人民，希腊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一样，发扬了高度的民族自觉，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斗争。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希腊正教教会，创设了自己的斯拉夫式东正教教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语文，并且运用他们的民族语文，在宗教上摆脱了希腊文化，在政治上摆脱了土耳其文化。许多优秀的作家用这新生的祖国语文写出了不少反抗土耳其暴政、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保加利亚文学就从这时候起突然大大光辉起来，而为全世界所注意了。
伊凡·伐佐夫（IvanVazoff）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最伟大的建设者。一八五○年七月九日，他诞生于索波特，这是在巴尔干山南麓的一个大市镇。他从小就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当时在保加利亚境内还没有保加利亚语文的文学书报，所以这位天赋的诗人就不得不从俄文和法文中去饱享他的精神食粮。但是，一批爱国志士在罗马尼亚创办的《定期评论》却每期都秘密运进来流通着，伐佐夫就成为最早的诗的投稿者。
伐佐夫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不喜欢他儿子的那种诗人态度，而希望他在店里学做商人。看看无法改变他儿子的文学嗜好，他就把伐佐夫送到旅居罗马尼亚的一个伯父那里，希望这个“不通世故”的文学青年会在那里学会一些“生意经”。所以，从一八七○年到一八七四年，伐佐夫住在罗马尼亚。但是，他在罗马尼亚所学到的并不是“生意经”，而是革命的热情，因为他在那儿认识了许多热爱祖国的革命流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革命诗人及起义运动领袖克列思妥·鲍岱夫（ChristoBotoev）和刘朋·卡拉维洛夫（LiubenKaravelov），受了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伐佐夫的诗作开始显出了新的革命的内容，而广泛地博得了国人的赞赏。
一八七四年秋天，伐佐夫回到索波特。像他这一等人，在当时是除了经商或当教师之外，没有第三种行业可做的。踌躇着，经商呢，还是当教师？最后他决定了选取前者，因而就在他父亲的店里做事了。在商业方面，他并没有什么成就，但在革命工作上，他的成就却不校因为索波特镇上，自从土耳其统治者在一八七三年虐杀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进的领袖华西里·莱夫斯基（VasiliLevski）之后，人民心里充满了对土耳其统治者的仇恨，革命的情绪非但没有被暴力所镇慑，反而越发激昂了。伐佐夫加入了索波特底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从事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一方面还写了许多战斗性的诗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那首著名的《战时》，后来成为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运动的进行曲，就是妇孺皆知的《巴那乔里希岱起义歌》。
一八七六年这一次的起义不幸失败了。在土耳其统治者的极度残酷的“镇压”之下，伐佐夫不得不越过巴尔干山流亡到罗马尼亚去。他在布哈累斯住了三年，印出了三本爱国的抒情诗集：《旗与笛》，《保加利亚的悲哀》和《解放》。前面两个诗集里的题材，大都是表现着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仇恨，而最后那本诗集是歌咏保加利亚人民对俄罗斯的感激的，因为保加利亚终于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羁轭，完成了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国。他的故乡索波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他的父亲也已被土耳其志愿兵杀死了。这个残酷的印象后来就被描写在《轭下》的最后几章里。一八七九年，他被选举为省议会的委员，住在当时的首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里，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说《不久以前》、《米脱洛番》、《亚喜尔哈只》及《亡命者》；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一本是《田野与森林》，一本是旅行意大利的收获，《意大利诗集》，出版于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侵略保加利亚的时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查列孛罗和比罗特等战地去巡视了一趟，非常感动于保加利亚兵士英勇卫国的精神，就写下了许多诗，集名为《史列夫尼察》，以抗议塞尔维亚国王米兰的侵略罪恶。但是，当一八八六年，巴登堡亲王亚历山大逊位以后，史丹波洛夫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在保加利亚建立起来，被目为“亲俄派”的伐佐夫就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流亡到俄罗斯的敖得萨，在那里，他把一八七六年的起义经验写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诗，这就是他的著名小说：《轭下》（PodIgoto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