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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自身存在发出种种疑窦，进而陷入主体性的深刻反思。他比以往更坚定地回到他最早的起点，重新归宿到童年那个始终梦牵魂绕的情结：
我从来就是一个瓢虫，在上帝还没创造人类时，我就存在了，也许将来我会爬过来看人类文化史，那时可能发生奇观，因为瓢虫看人，比人看人更有意思得多。……因此我开始倾向：不用价值思考价值，不用思想衡量思想，不用技巧衡量技巧，不用诗衡量诗，总之不用别人创造的尺度来衡量自身，开始放弃度量式思想或度量式价值观（34）
生存观文化观的进一步变异使诗人本能地接受生命自在体的诱惑，且不顾任何外在因素的制约：在“非文化”精神的笼罩下，进入近年“无倾向”“无价值”“无思想”的状态，大批微型结构关系诗的出现正是此种文化观念，生存状态的产物。
以上，我们从诸多侧面描述了诗人在远离现实大地构建他的“幻型大厦”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台柱：幼年独一无二的昆虫情结；纯真怜爱的本真童心，长年处于梦游症的异常亢奋的幻觉机制，以及因直觉、超验、神秘意识而获致的高频率灵感，共同组合诗人充满幻象的心理架构，倘若哪一根“台柱”动摇了，这座幻型大厦就有倾圯的危险，正是它们相互间紧密互为的张力作用，才使它在当代诗坛显出独异的建筑风格。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鼓吹诗要关在象牙塔里经营“心造的幻影”，固然一切艺术都是社会、历史、现实、生命的潜在综合积淀，但诗的心灵化特性，更有赖于主体诗人心理图式的某些天赋性质素：比如超常感觉、超常想象、极端情绪、灵感与潜意识。有感于多年来诗坛钝化的反映模式，总是鼓励诗人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描绘生活的本质。循此所有的诗情都在严格理性的四则运算里做明确的加减乘除，殊不知诗是最主观幻化的艺术，它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曲折投影刹那感应瞬间传达的关系。这就规定诗在相当程度上要借助非理性的心理图式。以众多非理性心理图式创造诗恰恰是恢复了诗的本体属性。在顾城身上，典型地代表了现代诗人所应具备的某些心理素质。现代诗以诸多非理性方式——直觉、幻觉、异想、神秘感动、超验方式掌握世界的成功正在被愈来愈多的实践所验证。
在总体幻型大厦业已建成后的顾城，并没有满足，继续沉浸于微型结构的设计中。这种依超验和潜意识“发酵”的关系诗或许阻碍更多读者的期待与接受视野，同时大批量生产无疑使艺术的生命蒙受损失。我不知道过了而立之年的顾城还将走多远，他用那幻影幻象织就的笛孔所吹奏的“天籁”，还将继续义无反顾地吹向“天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