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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敢进来抓我。因为你司马懿所以被主子重用，正由于有我诸葛亮在，你的主子要
打我，非用你不行；一旦没有我了，也就没有你了。为了长保禄位，你司马懿非得将
计就计，配合我合演这出假戏不可，只要我诸葛亮在，你就永远可以演“曹操主义统
一中国”的戏。老子看扁了你，你就是不敢进空城啊！由此可见，诸葛亮看不穿司
马懿，他也不算诸葛亮了；司马懿若真进了空城，他也不叫司马懿了。敌我双方都够
看的时候，不在话下的默契是很重要的，诸葛亮就这样行，他看中了你司马懿在吃敌
人的饭，所以，我可以优哉游哉，跟你斗法。多好玩呀！
在这种好玩下，我们放眼一看，尽是饭局：国民党在吃共产党的饭、台独在吃国民
党的饭、国民党中“崔苔菁”（吹台青）在吃民进党的饭、民进党在吃台独的饭、台
独在吃美丽岛的饭、美丽岛在吃前辈政治犯的饭。……依此类推，所有你的衣食父
母，其实都是你整天要消灭、要打倒、要排挤的一群族类，你跟他们，活像生物学中
的“共生”（symbiosis）。可耻的是，低等动物片利共生，只自我谋利而已，绝不丑
化对方。今天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却连低等动物都不如，他们一边吃人的饭一边臭人
家，真不要脸呢！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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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种是不敢怒而敢言；
第三种是敢怒而又敢言。
我分别说明如下：
敢怒而不敢言
杜牧写《阿房宫赋》，最后说秦始皇大兴土木，造阿房宫，弄到“管弦
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
固。”这段奇文，到了宋朝，引出了一个故事。宋朝邢君实《拊掌录》里说：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
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
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
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是什么？’对曰：‘我
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
‘这汉子也有鉴识。’”
苏东坡是有幽默感的人，他半夜不睡觉，读《阿房宫赋》读得陕西老兵
长叹，因而被讽刺“不敢言而敢怒”，他不但不生气，反倒夸奖老兵。但是，
抛开这个特例不谈，回头细看《阿房宫赋》，我真觉得杜牧写错了。因为在
政府的高压下，“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的情况，是不太通的。事实上，
人民“不敢言”之日，也就正是“不敢怒”之时。“不敢言”的人你叫他“
敢怒”，他也是不大敢的。所以，我的判断是：
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很难成立的一种情况，真的情况乃是“既不
敢言，也不敢怒”。
不敢怒而敢言
但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的情况，对政府说来，还是不妥的。因
为这样会有“面从之患”（当面一切由你说了算的毛病），会有“居下之讪”
（背后说你坏话的毛病），也会“示人以不广”。于是，“广开言路”或
“诏求直言”的戏，也就不能不隆重推出。
尽管“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可是建言的人，却非识相不可。以
职业言官白居易为例，他就有过“酬恩奖，塞言责”的小心翼翼的话。虽然
小心翼翼，下场却仍是“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还是很那个。
中国古人把这种建言叫做“谏诤”，谏诤要求说真话，可是也要求说话
的态度。《旬子》大略篇里说：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怨而无怒。”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点化。“无怒”就是不许生气，不许疾言厉色，所谓
“态度要好”，态度不好是不行的。古人表现良好的态度，一说话前就先来
个“干冒天威，罪当万死”，来个“流涕具陈，不胜惶迫待罪之至”。他们
是“不敢怒而敢言”的，甚至敢言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地步。但这
种敢言，算得上是言论自由吗？绝对不算！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早就
指出这种牵强和误认。我说：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
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
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
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
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
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劝你。”
像毛子水、陶百川这些人，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做言论自由的大错误，
他们沿袭古人的“诤臣说”，形成了对政府的“诤友说”，所以一发言，就
先低一级，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他们是一点“正义之怒”都没有
的。毛子水甚至发挥《礼记》中“辞欲巧”的歪理，主张用巧言对政府：陶
百川甚至说做“诤友，则其功能必能超过汉唐时代的清流”，这些头脑不清
的人，竟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公然扮演一世纪、十世纪的“不敢怒”角
色，他们真太混了！
敢怒而又敢言
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言论自由，说话的人不但“敢言”，也可以“敢怒”
的。敢怒就被解释做“态度不好”，但是，只有“态度不好”，才正足以表
现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
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
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的对不对。可笑的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达官贵人和
市井小民都分不清这两种层次，竟不先看说的对不对，反倒研究态度好不好：
“哗众取宠”是态度不好的，“不相忍为国”是态度不好的，“动机不纯正”
是态度不好的，“不善意批评”是态度不好的，“没有建设性意见”是态度
不好的。……其实这些，都跟说的对不对毫不相干！一个人，大可张牙舞爪
的、毫不忍让的、动机可疑的、恶意的、破坏性的发表正确的意见，而无碍
于所说之为真实与真理；另一方面，那些标榜平和的、忍耐的、动机好的、
善意的、建设性的人，又常常是错误的、伪善的、不辨是非的、替坏政府护
航而不自知的、助纣为虐的、违背民主与自由潮流的。 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敢怒而又敢言”的大骂总统杜鲁门；杜鲁
门也不甘示弱，回骂皮尔逊是“狗娘养的”。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美
国人民也不说“因为你们‘态度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这就是
高杆！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不问态度好不好。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
民，都会分清这一点。
结论是，有“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自由，才是我
们最该鼓吹的自由。相反的，“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
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陪笑脸
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８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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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二十八年前，在读物管制的国民党伪政府黑狱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读者文
摘》，书中一个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写广州的一对青年情侣，觉得他们在祖国
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
了，女的却以无比的毅力与深情，拖著男的死尸，终于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滩
上对著情人的死尸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做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为匹夫匹妇，这对情侣没有甚么错：我们管不了
甚么国家大事，但我们要选择不再过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国再见了，我
们走了。
小市民没有甚么错，与小市民相对的国家领导人错了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五十年国庆前夜，我提出这种问题，并且提出答案。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
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
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
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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