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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枫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让我们大使馆的同志把她护送到中国。”
刘晓军即声应道：“没问题，这事交给我办。”
罗新华想了想，对王枫说：“好吧，等欧安娜再联系时我和她商量一下。”
2
差一刻9点，泰伯森也来到布莱尔大厦，亲自护送中国代表团的车队抵达白宫，罗新华也和他一同乘车前往。
沿途到处可见担任警戒的军警和便衣特工，两架直升机在楼群顶端盘旋。但所有的街道都没有戒严，车辆和行人仍可以在大街上自由穿行。不时有人朝中国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那辆车头插着两面中国国旗的林肯防弹轿车友好地挥挥手或鸣几声汽车喇叭。
当车队抵达白宫台阶下时，罗新华特别留意瞭望了一下草坪对面的广场，发现昨天那伙打着“声援自由中国委员会”横幅和国民党党旗的示威人群确实不见了，只有数十名身着奇形怪状衣帽的青年男女举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小旗不知在呼喊什么。
中国领导人和卡特的第三轮会谈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一侧的蓝厅举行的。
9时整。随行人员和记者们全部退出。两扇厚重的胶木门缓缓地关严。
罗新华很想听听中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都谈论些什么。但不可能，他无权进入，也无权知道。他只能和泰伯森站在门外的长廊上，默默地等候着。直到数年后，他才在卡特的自传中看到一段有关这次会谈的记载：
“……第二天，我和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又在一起会晤。这一次有我们助手参加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议轻松而又和缓得多。我们讨论了双方偿还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双方互相没收资产引起的），并保证努力迅速解决这一个和其他的遗留问题。他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了如指掌。
“我提出了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法规问题。如果我们只给予中国，而不给予苏联，将造成不平衡。他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不会同苏联相提并论。他还说：‘如果你要我输送一千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这话很自然地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提了交换留学生计划的问题。我不赞成他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住在一起的决定。他解释说，中国的居住条件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水平。我认为他的解释理由不充分。我又提了另一个问题：‘只要你同意美国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他笑着说，对付几个学生，中国还是有力量的。中国人并不想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审查学生。他还说对于美国记者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将有些限制，但不会进行任何新闻检查。我对他说，既然他给我提供一千万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一万名新闻记者。他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
“我将美国就出售武器的问题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这位坦率的中国客人：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想影响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答称：‘是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态度，这很好。’
我们还谈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会谈进行得很愉快，很有成效。……”
3
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卡特会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俩人又一同来到一楼的新闻大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在两位首脑进入之前，罗新华和泰伯森已将新闻大厅内仔细检查了一遍，并毫不客气地把两名记者的摄像机打开看了看。随后，就又如同泥塑般站在靠近讲台的一侧。
招待会由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主诗。中美两国的两位首脑并排坐在铺着橄榄绿绒毯的长桌后。在他们面前摆着两束艳丽的山茶花和一堆各种样式的录音机，脚下放着两只黄铜痰盂。卡特不知听谁说年迈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由于抽烟过度患有气管炎，时常要吐痰，便特意派人订购了一千只黄铜痰盂，摆在白宫内。于是，人们便在国宾厅、走廊上、甚至电梯里随处都能见到这种锃亮耀眼的物件，如一盆盆盛开的菊花，黄灿灿煞是好看。在中国高级领导人面前的山茶花旁，还摆着五盒熊猫牌香烟和一只中国产的景泰蓝烟灰缸。罗新华不由想起昨天在《纽约时报》上见到的一则报道，大字标题竟是“卡特总统向中国客人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这位中国高级领导人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一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领导人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中国领导人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
罗新华很喜欢这篇短小的花絮文章。他觉得把两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描写成两位和蔼可亲的老者更富有人情味，更容易被人接受。他特别留意观察了一下，尽管卡特已许诺可以随时吸烟，但“1号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从始至终也没吸一支。有几次他已伸手拿过烟盒，看了看又放下了。最后，索性将烟盒和烟灰缸一同推到翻译冀朝铸面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冀朝铸会意地笑了笑，用一束山茶花将烟盒盖住。
随着“中国热”在美国的掀起，53岁的翻译冀朝铸已成为这片国土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把他称为“中国领导人的影子”。只要中国高级领导人在传播媒体中出现——不论是会谈、参观，还是别的什么场所，他总是相随左右。连卡特都说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在白宫庞大的外交人员中找不到一个完全合格的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对冀朝铸，罗新华并不陌生，多年前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在《人民画报》上还见过他和毛泽东、斯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同时罗新华还知道他和自己的经历也很相似，也是一个美籍华人的后裔，出生在纽约，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曾是纽约一家华文报纸的著名记者，二次大战中调到华盛顿战时新闻署，采访过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把许多美国的宣传品译成中文，向中国散发。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1949年当冀朝铸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毅然告别家人，返回祖国，进入外交部当了一名翻译。虽说他和罗新华一样都是在大洋彼岸长大的炎黄子孙，但回国后的命运却比罗新华幸运，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竟然没有遭受多少坎坷和磨难，但也活得不轻松。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周恩来亲自点名把冀朝铸调到身边当翻译，使他有幸参加了国务院总理同美国国务卿和尼克松的多次会谈。后来，周恩来因被“四人帮”诬陷在同美国首脑谈判中“搞右倾投降主义”，被迫在政治局作了三次检查，冀朝铸也因此被隔离审查。“四人帮”在外交部的亲信软硬兼施，诱威并用，逼他揭发周恩来对美国的“投降主义”，均遭到他的拒绝。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的品格和骨气却受到人们赞誉。这次“1号首长”率团访美，也亲自点名让他担任随团翻译。这除了他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良好的英语素质外，其本身的品格和骨气无疑也是被器重的重要因素。到美国三天来，罗新华听过几次冀朝铸的现场翻译，发现他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材，不仅英语讲得好，而且有极强的综述能力。难怪卡特和“1号首长”对他的翻译都极为满意。
出席招待会的都是持有红色特别采访证的记者，因此人数并不算很多。罗新华又在人群中见到了杜立彬，他那光闪闪的头顶格外引人注目。他也看见了罗新华，特意走过来将照像机的镜头对准安全联络员摁了几下，随后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罗新华冲他感激地点点头，觉得能在这个时刻，能在这种场合拍张照片留作纪念，是件很得意的事情。
记者招待会是10点30分开始的。
能在白宫和中美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使这群有幸进入新闻大厅的记者显得都很兴奋，提问也很热烈，尖锐：
“阁下，你来美国访问是不是为了联合西方力量对付苏联？”
“请问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
“你认为当前战争的危险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你对越南军队攻占金边有何评价？”
“你和卡特总统的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中美双方是否要结成军事盟国？”
“你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
中国领导人微微侧着头，仔细听着冀朝铸翻译的每一个提问，然后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回答。在谈到世界局势时他又一次毫不客气地谴责了“某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有利于世界各国谋求长期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这正如蒙代尔副总统讲的：‘任何国家企图在世界事务中削弱和孤立中国，都是采取了一种违反美国利益的立场。’在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卡特总统是积极的，明智的。我曾对他说，这件事比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更重要，更有意义。我并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是，纸上的东西总是靠不住的，即使制定了两个，三个，八个，十个这样的保证，也不能限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有位黑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