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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再迎来一轮暴跌的话，受伤害最大的还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这时另外一个学生站出来说：“我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职员，手上有几万块钱的股票。我不在乎股市的涨跌。如果再跌去一半，我最多白辛苦两年。但我相信自己绝不是受伤害最大的，钱是我自己的。并且我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那些大量举债的机构庄家将现出原形。我敢打赌，幕后操控德隆系股票价格的庄家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他们的资金肯定会有高昂的成本。因为我觉得那些股票不值现在这个价格。我愿意牺牲我的血汗钱换来一个看到真相的机会。”对此，教授很大度地安慰他那激动的学生，说道：“那也是你个人的事情，和公共政策无关。”
尽管书生意气式的宣言在课堂上招来了更多的愤怒和敌对情绪，但此后的几年内，那位年轻的朋友毕竟有幸看到他想看到的许多场景。
中央财经大学，这所为中国培养过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最高金融学府毕竟是气度不凡，能够将公共政策超然于个人利益之外。但之前有五位经济学家就没有这么超脱了，他们非常反感那些可能导致股市下跌的政策，甚至是言论。他们聚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呼吁对中国的股市要关怀、爱护，要像对待婴儿那样看待和爱护中国的证券市场。更有许多对经济问题一知半解的网民们一看到沪深证券指数变绿就哀叹：“市场要死了！”也就是说，股指涨跌会关系到“市场先生”的生死存亡。
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当他得知许晓年先生因为“那著名的千点论”快要被中国网民的唾沫淹死时，他显得特别吃惊，非常真诚地向我请教：“为什么股票下跌就不好呢？为什么股指下跌了市场就会死呢？难道就没有人买股票吗？”我哑然失声，真是倒霉。一个小糊涂蛋碰到一个老糊涂蛋。随便提一句，那位老者名叫茅于轼。
后来，一位在股票市场征战多年的朋友对此做了两点看起来比较可信的解释：第一，在中国，普通股民一般不指望从上市企业的经营成果中获取回报。许多人买股票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短暂持有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中国的股票市场有一个叫“主力”的家伙，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更没有人见过“主力”长得怎么样。反正它是最大的买家。之所以他有能力买这么多，是因为它一直从银行、从其他企业拆借资金用来买股票。如果股票价格一直下跌，“主力”就会破产，没有了“主力”，普通股民们就没有了游戏的对手。所以，他们害怕股价下跌。所谓市场死了，也就是“主力”死了。第二，有那么一些机构，控制了某些股票，并让股票价格处于非常昂贵的状态。他们再把这些股票按照市场价格略作折扣抵押给银行，贷出现金来。一面维持高价格，一面拿这些现金做其他赚钱的生意。所以他们害怕股价下跌。比如说德隆集团。前一种是“主力”把股票本身当作和非主力斗志斗勇的道具；后一种就是巴菲特经常说的，亲吻一下癞蛤蟆，把它变成王子，然后派王子去邻国当人质，借来一支兵马，打下一片江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最终迎接王子回来当真正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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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0）
这些把戏的共同名字叫资本运作。搞资本运作的人最害怕熊市。
三、熊市考验投资信任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白话文：诚实的人，我以诚实对待他；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实对待他，于是整个时代的品德就归于诚实了。
大熊市中，那些能干的操盘手、上市公司的命运无论如何不会好到哪里。因为，证券市场的信任关系几乎会降到冰点。正如许国鸿本人在悔过书中所言：“世事难料，事实无情，朋友也有自私贪财一面，股市行情不好，他们谁也不愿意承担风险。”
2006年，就在云南大理警方对自杀未遂的许国鸿进行讯问时，南京警方发现了留在许国鸿家地上的一张信纸。信纸上写着这些内容：“许国鸿：你好！打你手机关机，电话不接听。这种做法妥当吗？将钱借给你已有5年之久（还有家人、好友的积蓄）。是因为我和已故的陈师傅是好姐妹，知心朋友。我过去生活所遭遇的种种磨难你也很清楚，一人带着女儿生活已十三个年头……我们相信你。而你采取躲避的方式，只会伤害对方，最终也伤害自己及家人……”这封信可谓是软硬兼施，与数年前把钱委托给许国鸿炒股时的百般信任可谓天壤之别。
1大萧条期间，谈钱六亲不认
亲友间如此，委托投资理财市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小故事：
杜辉廉和梁伯韬1988年创办百富勤时，获得多位华人大亨襄助，其中包括李嘉诚、胡应湘等，初期主要业务为商人银行和证券买卖。百富勤是1989年9月从李嘉诚手上购入广生行的，当时百富勤成立只有一年，股本只有3亿港元，而广生行市值逾14亿港元，有70多年历史。由上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踏入过度期后期开始，中国国内省市部门在港的“窗口”企业的业务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往的贸易和引入外资角色转为在港积极寻找投资机会，上市集资，实行以小控大。而梁伯韬就利用这些新的业务机会，将百富勤和香港股市带向新的历史性阶段。1989年港股大幅波动，百富勤借机扩展，除收购广生行之外，1990年2月收购泰盛国际，改名为百富勤投资。
当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之后，上海发展神速，急需资金，梁伯韬协助安排上海在港窗口单位——上海实业上市，实行透过集资——发股注资大规模往上海引入资金，并带动了香港的红筹热，梁伯韬个人因此得到“红筹之父”的美誉，百富勤安排多家国企A股上市，为国企筹集大批资金。1996年5月，百富勤为北京控股安排上市，获得1200多倍超额认购，更成为百富勤最风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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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1）
1994年公司定息债券部门成立后，定息债券及票据营业额发展速度惊人，1995年约674亿港元，1996年则增至1430多亿港元。尽管这些债券是协助有关公司发行的，没有赎回责任，但按一般惯例，发行债券的投资银行往往要做自己发行债券及票据的“庄家”，以保证债券及票据可随时成交。证券商一般不把这类债券作为长期持有资产，而是通过买卖账户入账，1996年集团的此类资产达731亿港元，1997年更是大幅度增加。由于坐庄的资金大多来自银行借款，不可能把全部债券及票据都通过对冲交易保值，只能部分地做对冲保值，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百富勤1996年上半年曾获得113亿港元营业盈利，到11月中宣布前10个月业绩时，营业盈利已下降至不足9亿港元，反映出其间由7月至10月4个月内有逾23亿港元营业亏损，其中包括为东南亚债券业务所做的6500万港元准备金。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百富勤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称该集团在印尼的借贷和投资将近6亿美元，由于印尼盾的持续下跌，这些投资和贷款发生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定息债券（这些债券以有关国家货币计值，到期由发行公司以美元购回，百富勤负责推销其他机构投资者）损失惊人，账面损失高达10亿美元，约合775亿港元，加上其他部门的亏损，总损失达100多亿港元，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但百富勤两位创办人梁伯韬和杜辉廉不气馁，积极寻找新的投资人和新项目，挽救百富勤，并在1997年11月16日宣布与瑞士苏黎世集团达成入股协议。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1月前后，金融风暴蔓延到香港和台湾，进而刮到韩国与日本，亚洲经济面临崩溃，苏黎士及时收手，宣布取消入股百富勤，把百富勤推向绝路。1998年1月，百富勤被强制清盘。
从许国鸿与百富勤的故事中，人们一定能看出信任在资本市场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如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的：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企业何尝不是各种信任关系的总和呢？假如许国鸿的亲朋好友在股市跌入谷底之际能够一如既往信任这位南京股神对股票价值的判断能力，咬紧牙关追加资金，从2006年初的1180点到2007年9月底的5500点，股市上涨了366％。不仅许国鸿的女儿许桢不会被深爱自己的父亲掐死，他们自己也能发大财；假如西方的任何一家投行能够信任当年时运不济的“红筹之父”——百富勤投资，他们就不必在这一轮沪港股市大牛市前临渊羡鱼，远远地、慢慢地编织鱼网，等待着中国监管当局施舍一个与国内二流券商寻求合资的机会。
人生不能假设，历史无法倒退！不过，可以大胆地断定，许国鸿的亲友们绝不会是最后一批大义灭亲的股民们，更多的瑞银们也会错过“红筹之父”这样的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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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2）
2企业是信任关系的总和
信任是社会得以存续的纽带，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又是金融市场的枢纽，而资本市场所交易的，就是信任与信用。
企业就其本质而言，是各种信任关系之和。政府出于对企业的信任，才发放准入资质；司法系统负责对那些伤及他人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银行出于对企业的信任，发放贷款；股东相信管理层能够创造利润，才注入资金；客户相信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产生效用，满足需求，才购买；供应商信任企业的付款能力，愿意提供原料；雇员相信企业能够按时发放工资，才愿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