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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皋上任后，文化局的人们认为终于有了个强有力的领导。过去的几任领导，都是在本部门提上来的文化人，儒雅有余，拼杀不足，没有见过大世面，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面前说不上话。这司马皋是县委一等秘书出身，政治上有靠山，工作上有能力，有了这样的人当局长，文化局的地位自然上升。不信你看，人家到任就带来一辆小轿车！坐不坐这车，看见它就是文化局的荣耀，说明上级领导重视文化工作。全局上下精神振奋，下属的文联、图书馆、剧团等单位都跟着活跃起来，由文化局办公室组织，几个民间老艺人专门到曲艺厅唱了几天“坠子书”，文化局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真的有了一种新气象。唯独不好管的还是那些编剧、作家们，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他们说，换局长又有多大好处？工资一分不涨，小车也到不了我们坐，换汤不换药，连根屌毛也捞不到！因此对新局长待理不理的。也有个别人恶人先告状，找司马皋反映别人一些鸡毛蒜皮子的事情，恨不能把对头说死。所以，司马皋一时很不好理顺他们的情绪，司马皋转念又想，文化艺术界嘛，历来如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慢慢来，终究会理顺的。
上任时轰轰烈烈的一阵子，最终归于平静。司马局长最先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书记、部长和县长们要钱上，沿门托钵，财政局总算是增拨了一些可怜的经费，保住了车辆开支，剩下的钱撒胡椒面一样，点补了剧团、图书馆等穷得叮当响的单位，也算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久旱逢甘霖，赢得了下属的赞誉。文化部门自找活干，你当局长的不找事儿，副局长以下的人员乐得清闲。司马局长经过这次生与死的变故，对人生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命运无常，不可妄贪。他就安下心来，以读书自娱。读到兴奋之时，就想站起来长啸，腿脚就提醒他：老实点！他幡然醒悟，静下心来，做读书笔记，把著书立说当做自己终极目标。都说是“学到用时方恨少”，可他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期间，没有感觉少什么。只有跟杜书记那一段，才觉得自己新知识不足。但大学自己压根儿没有进过，大专文凭也是在党校进修获得的，含金量不足，含知识量就更加缺乏。不要说自己不懂杜书记偶尔出口的那些名词、术语，连查志强也未必跟上，只有项明春那小子才能够和这个高智商的书记对上脾味。现在自己到了这个环境中，越读书，越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反正有的是时间，就把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认真研读，细嚼慢咽。读得累了，就到下属单位转转看看。
最让司马局长感兴趣的，是县博物馆收藏的那些文物。博物馆就在局本部的院内，司马局长去观赏这些文物非常方便。闲下来后，他有事没事就到博物馆去，欣赏这些古董，把玩这些收藏，用心去和历史老人对话。
丰阳县是个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地方，出土的文物甚多，从远古到近代，没有断裂的时序。有最古老的恐龙蛋、恐龙龙骨，也有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还有古人占卜用的烧裂的龟背、鳖甲。往下看去，刀币、铲币、五铢钱，石磬铜镜、秦砖汉瓦、唐代乐俑、宋朝陶茎陶阴以及元、明、清年间的陪葬品，越到后代，越有文字记载，医学、科技、史籍方面的线装书也有不少收藏。尤其是老县衙发掘的文物，更占了馆藏的大部分空间，大到喊冤用的大牛皮鼓、县太爷朱笔笔架、黑蟾砚台、摔的惊堂木、向大堂下掷的打人的竹签、衙皂们抱的大木棍、百姓跪的青石板钉板，小到县衙内眷们用的洗脚盆、梳妆盒，几乎应有尽有。
司马皋对其他文物没有过多的爱好，翻捡到一些古代占卜的书籍，马上有了强烈的阅读欲望。想拿走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死劲得有点迂腐的老馆长客气地请局长签字打借条。司马局长恨恨地想，近水楼台先得月，老子是局长，还打什么借条？以前在县委办公室，打个电话就让你们局长骑车子流着汗抓紧送去。又一转念，可能以前局长要送给县委领导看的东西，也必须先向馆长打借条方能弄走，就不情愿地打了。
读着这些有霉味的典籍，司马皋如同醍醐灌顶，天目大开，忽然想通了赵半仙给他的“四句箴言”。他想到，凡是这类性质的东西，无不隐藏在晦涩难解的字眼里，多少年后才可能悟出其中奥秘。自己真的应该懊悔一生，那天郑妍劝酒，自己心算的是二月十九到五月二十九，正好过百日，其实全然忘了二月是小进，五月二十九只是在九十九天头上。犯了忌讳，正应了泰山抽签，才有了父亲逝世的噩耗。所谓“秦宫有商”，“秦”者，寝也，就是预兆家里，就是家人和本人。“有商”，就是有伤，对，伤亡，伤一人，亡一人。这样看来，“朝贺四方”也有了解释，“四大家”的文秘人员全部到场吊唁，不就是四方朝贺嘛，父亲地下有知，也应当含笑瞑目了，自己总算为老人家挣得了这份死后哀荣。“问鼎在厢”就更加浅薄了，自己一直巴望着当官，现在终于当上了一把手，但不是一个党委书记，那个位置才是全县的“一路诸侯”，全盘掌握一级政权，自己只是当上了一个文化局长，说起来只能算作偏厢的位置。还有“五世其昌”，倒令人兴奋，自己的小儿子生下来就会笑，看来要成气候，也不枉自己费尽心机把祖坟动迁了。
想通以后，他暗暗下定决心：自己要选择一个研读的方向，当然最感兴趣的仍然是“易学”方面的知识，一旦有了心得、积累，就静下心来，著书立说，自己扬名立身；同时，像父亲那样，教育好儿子，让儿子以后五代都要光宗耀祖！那我也就可以告慰我的先人了！
八十九
请客
余乐萌下乡后，政绩十分突出。丁主任在世时就叹道，人，真是估不透，秘书都当不好的人，当官竟然非常成功，可见当官与当文秘人员是两码事儿。有一句心里话，他没有敢直接说出来：那就是，从余乐萌的情况看，当官要比当笔杆子容易多了。
调到刘集乡任职以前，余乐萌一直对县委办耿耿于怀，尤其是对他产生耻辱的那场“苦肉计”，让他想起来就愤恨不已。连对他特邀过批评他的人也心怀不满，嫌那时节他们批评得太过分了，一点不留情面，简直想把老子往死里整，要不是表哥提携，这一辈子恐怕要栽在县委办公室。所以，他一直对县委办公室的人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冷漠，谁要是去了他所在的黄公庙乡，他就躲着不见，即使见了，安排吃饭时他也不到场，连酒也不敬一盅。这与胡春立、范德保等人相比较，反差很大，弟兄们不知此理，只要从黄公庙乡回来，都骂他不够意思。后来，要不是工作需要，谁也不愿去黄公庙乡走动。自从他到刘集乡上任以后，终于想通了一些是非，史主任走了，丁主任死了，自己的前途仍然离不开县委办公室的鼓吹，而且这些年自己的发展如日中天，那股对县委办的怨愤情绪应该烟消云散了。所以，余乐萌一直想和县委办公室的几个老同志聚聚。
这一天，他在丰阳宾馆安排了一桌酒席，专门请老弟兄们。在县城工作和居住的侯全仓主任、项明春主任、司马局长、邬庆云局长、吉祥科长、王姐、孙成志局长都请到了。余书记坐在主陪位置上，有着一股磅礴大气，吆五喝六地招呼大家入席。他的秘书忙上忙下，恭恭敬敬地伺候这一帮子领导们，如同孝敬老爷子，比餐厅的女服务员还要殷勤。
真正的老同事坐在一起，反而没有多少正经话要扯。还是人家余书记先点了主题。他说，我已经下乡了几年，干了三个职务，换了两个地方，有了点成绩和进步，正好比“寡妇生孩子，全靠大家帮助”。大家哄堂大笑。
余书记接着说，想起来，在县委办干的时候，自己这个人太不成熟，给领导和同志们惹了不少不愉快，今天我先自罚一杯告罪。说着，真的满饮一大杯。大家又笑道：“余书记酒量见长了！这当党委书记的就是不一般！”余书记说，说起来，我们毕竟搁过伙计，在心底里最亲。今后我在刘集干，县委办仍是我的娘家，弟兄们就是我的后台，项主任、吉科长更要对我那里关注。项明春和吉祥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就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我们就是给领导‘吹喇叭’、‘抬轿子’的！”大家又“哄”的一声笑了。
下面，大家就把喝酒当成第一要务。侯主任是个酒马虎，容易喝醉，不一会儿，就晕晕乎乎地扯起了笑话。他编派余乐萌说：“余书记，我听人说，你们到外地一个乡镇喝酒，从中午喝到晚上，第二天接着又喝，喝得天昏地暗，出来解手，你问另一个喝醉的人，这天上是太阳还是月亮啊？那个人是怎么回答的？”
余乐萌说：“咋答的？他说，老兄啊，实在对不起，你问错人了，我也不是本地人哪。”
这一唱一和，让一圈人忍俊不禁。
项明春也开起了侯主任的玩笑，他说：“我也听说，有一次侯主任喝醉回家，倒头便睡。半夜内急，披上衣服方便了一下，回到卧室，一惊一乍地对嫂子说，他妈，咱屋里闹鬼！嫂子嘟囔着说，哪有什么鬼，睡吧。侯主任说，不对，我一拉卫生间的门，灯就亮了，尿泡时，里面冷飕飕、阴森森的。你们猜，嫂子咋说——”
大家说：“咋说？”
“嫂子一骨碌爬起来骂侯主任，你龟孙啊，又尿到电冰箱里去了！”
大家又爆发出一阵大笑。邬庆云笑得出了眼泪，偷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