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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亲爱的妈妈。也许下周我会写信告诉你关于共和国的新消息，谁知道到时会不会有呢？
儒勒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1）
北京，1917年7月11日
亲爱的妈妈：
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
北京，1917年7 月18日
上周四我们有了一次吵闹的小插曲。早晨4点半加在城墙上的共和国大炮和步兵一同攻击张勋府邸。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中间有过一次炮击和一阵密集枪声。我不知有几千军人参加战斗，但死亡不到20人（还有几个平民），少量伤员。公使馆驻地遭到不少流弹袭击，有6个欧洲人受伤。中午，帮助他的德国人受命将大人物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
黎元洪总统辞职了。他家应当在今天离开公使馆去往天津。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我觉得自己老了”，儒勒在度过32岁生日的时候，这样对他的母亲说。他在法官职务（这让我们看到不少和远东事务有关的大人物）和教父职责（与此相关的则只有无名的普通中国人）之间忙碌，我们的领事永远不会没事干。他母亲和他相互以可以用燃烧一切的激情来鼓励，不向那个时代常常带来的忧郁气氛低头。
俄国退出战争，意大利在科波莱多的失败当然不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然而乐观主义的天性使儒勒相信美国会第二次在欧洲登陆。1918年，他的期待得到了回报，因为协约国（不久包括中国在内），就要来参与这场战争，阻挡德国的推进。
北京，1917年8月8日
又一个离家万里的8月6日（注：儒勒的生日），但我不觉得过得孤单，因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没想到已经活了三十二年，现在我感觉到了。倒不是因为岁月的沉重，而是因为我有了一个成熟的精神。幸好我各方面都还健康，我成为了一个真正有点用的人，在智力和体力上真正拥有了无数实现目标的方式。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政府和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原则”上中国决定向德国宣战。几天后就会宣布。那些德国人，真的开始要准备离开了。去哪儿呢？只有荷属印度殖民地比较有可能。因为暹罗也宣战了，所以这里的潜艇不够用了。
北京，1917年8月17日
我处理的司法文件快把我埋起来了。做这件事一方面挺有趣，另一方面也琐碎无聊。有一个勇敢的法国人，总住在远东大酒店，他向要账的人破口大骂。有一天他写信给我，说我不过是个还俗的和尚。我把他叫来对他说：“我知道您是想因辱骂罪而被调查，然后被判入狱，然后被遣送回法国服刑。我才不凑您的趣呢，所以我不会调查您。”他知趣地回答我：“由于您猜到了我的目的，所以我收回我在信上所写的一切。”
北京，1917年8月22日
我接着主持法庭，这不太累。昨天，我不得不给那个上封信说过的骂人的神经错乱者判了15天监禁。这阻拦不了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重新向我道歉，并且说他对我的善意感到迷惑。我对他说，这种迷惑让我很高兴，而且，这是我对他骂我的惟一的报复。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9月6日
亲爱的妈妈：
我现在很忙，不能按时写信，从而使我们的每周通信推迟了。尽管如此，通信对我是如此珍贵，让我有和你在一起的幻觉，使我感到远离中国，远离中国人，还有在中国的欧洲人。
最后一场雨让空气清新。可爱的秋天来了，带来了一种光线，一种温柔，和一种非常透明的空气，十到十五公里之内的丘陵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作为“巴黎人”我非常热爱我的城市，可是我们在巴黎却从没看见过这种光线。确实，这里没有让风景和人变得沉郁的工厂烟囱。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10月12日
亲爱的妈妈：
你怎么会到渔夫堡去做护士呢？他们怎么不把你再派远点？我希望这个冬天，你另找一份事做，不要在冷天里走那么远。
周三是中国国庆节，我没有去阅兵，而是进行了一次舒服的远游。我们乘火车向北走，这是惟一通往蒙古的道路。那里有长城，或者说几座长城，因为人们在此地建了三段。尽管有16个轮子在转，火车还是很慢，我们一小时后才到。我们在草地上进午餐，快3点钟才返回，又欣赏了一番景致。不是个充实的假日吗？
西方战场的消息不错。我们都很清楚了，有时候距离得远，消息反而知道得更快。他们说，年底将有五十万美国人到欧洲，明天春天增加到一百万。这会替代失败的俄国人。
再会，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2）
北京，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妈妈：
我当然同意你的说法，在一起比分开想念要好。可惜现在我没有一点可能回来。当我们的士兵在前线作战的时候，我回来休假十分不妥（人们不会给我假），而且，尽管我要求了很多次，至今还没办法让自己以参战中国劳工“领导”的身份回来。没办法，只有更耐心地等待缓和的时机。
北京，1917年12月27日
亲爱的妈妈：
真是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心里还觉得高兴！我们的午夜弥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团很到位。
弥撒过后，我邀请那些军事合唱团的成员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会和合唱的“热情”，使我没意识到自己着凉了，尽管我穿着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时不时记得生活中的“不适”，特别是在过于快乐之后，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节日的时候，这样远离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亲人，唤回过去，重温旧梦。
上面这些充满乡愁的语句是八年来儒勒和母亲通信的最后几句话。儒勒和玛利亚，如此牵挂，常常想着相聚，终于就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毫不怀疑这是欧洲人将获解放的年头，而他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的几年之中，他的生存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这年年初，法国气氛低迷，因为德国人逼近巴黎，贝当已经要求政府撤离。除了重炮轰炸以外，还有飞机扔炸弹。巴黎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玛利亚以66岁的高龄，继续在炮火中给士兵提供援助。
幸运的是，1918年夏天，美国人的援助使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转变。11月11日凌晨5点，在禾冬德，签定了停火协议，战争结束了。
而中国在这一切当中的角色呢？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中国自身的命运常常有规律地和法国的命运发生交织。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而在停火之后，法国境内进行的关于战后处理的讨论，严重而意外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冲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后，积聚了发生巨变的条件。1911年的革命确实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离人民能够享受这种政治果实的时刻还很远。其实，是保守派和军事势力利用了政治和现代化的力量，从中获利。从1912年起，一个“双面的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国家，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如帮派、黑社会、鸦片交易），社会完全失去秩序，进入一种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从深处发生变化的国家，人们要求民族复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摆脱出来。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别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一位叫毛泽东的人，当时以一个湖南教师的身份发表了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意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发生在1910年到1915年间，由新生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倡导人。而凡尔塞条约的签定，粉碎了中国社会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尔塞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是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却因为谈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签下了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条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之后发展为罢课，上海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危机引起了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拒绝政府再拿主权和外国人做交易。1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