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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尔多”号离开马赛时，心里不禁抽搐。他头一次意识到，再回到法国就永远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玛利亚。而他准备进行的新的“中国的奋斗”，也不再有原来的意义，因为他再也不能向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的，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玛利亚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断裂。这种灵魂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忧愁的对象。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内心的这种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难中显露出来。
1927年之前，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顺利的。然而，从1927年开始，本来对职位安排比较顺从的儒勒，开始坚持要上级给他被认为是剥夺了的承认。他对此如此严厉，也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翻译官，而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儒勒和上级的关系逐渐恶化，不清楚是否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由于他想从越来越不欣赏的社会职业圈里淡出。从此，后来的十八年里，儒勒进入了“苦难岁月”，他越来越关注家庭，而在事业方面，则显示出古怪的性格。
这些苦难岁月展现出一个“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种“直线前进”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这是一个男人内心和事业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渐渐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主宰。总之，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职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领事馆。人们说随后他就会寻找到在“中国更加活跃的职位”。幸运的是，儒勒由麦尔塞黛和三个孩子：玛利，扎维和皮埃尔（分别是6岁，4岁和2岁）陪伴着。这种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因时局而产生的对家庭安全的担忧。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当儒勒来到海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许多省份，甚至重新夺回了英国人在汉口的租界。自从外国人在广州受挫之后，这次收复是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缩。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观念一直都强烈地要求赶走“外国鬼子”。而国民党内部的国共两党冲突也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安心的。蒋介石政变之后，由于需要莫斯科的理论和军事上的援助，国共两党仍然继续着一种合作。苏联军事顾问筹划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这个联合战线。然而，这个越来越不可能的联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划上了句号。共产党人组织了一场大罢工，从而解放了整个城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来做这颗“远东的珍珠”的主人。他发动了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反共屠杀，有五千人丧身其中。从上海一直到广州，工会都被解除了武装。儒勒在海口也没能逃过这场公开的战争。只是我们的副领事，由于对中国这类突然动乱的熟悉，表现出某种冷静。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2）
1927年4月16日的报告
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并不比从前差，但昨天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是在撤离广州使馆的命令下，逃到了海口。这里有十七个人也离开了……每个法国人从现在起都收拾好行装，以便撤离，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海口。香港圣保罗会的大修女通知我，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令关闭修道会在这里建立的小教区。为谨慎起见，修女们把她们收养的孤儿都分散到岛上不同的家庭里去，让她们在万一撤离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尽管如此，除了亲英美的人散布的一些危言之外，我没看出有什么要让侨民们和我的家庭离开的危险。
控制上海之后的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又占领了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政府。而共产党的反攻还远在后头。
这个时候，中国的敌人的铁靴在北方踏响。日本实际上正酝酿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对满洲里。日本在向山东派舰队时，曾达到过目的，因为那时他们阻止了北伐。
海南岛远离危机的中心，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迟钝的。儒勒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平静，不管是日本侵略引起的震惊，还是国共两党的争端，在海南都还未引起大的波澜。
儒勒在1927年10月6日的报告中，把在海南的共产党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家”，期待一种新制度，一种众望所归的对中国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革新，另一类是“实践家”。前者对人民那本身孱弱的精神“影响微弱”，后者则“十分强烈地震撼了海南人的生活”。
其实，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两派正如儒勒在海南区分的两类一样。一方面，官方派追随斯大林，严守由工人发动城市暴动的原则，就像在广州发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只相信要在农村中发动革命，依靠农民的力量。9月份，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场有农民参加的毁坏铁路的运动。尽管这些胜利使他获得了许多分区的人心，但中央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于11月将他从政治局除名。最终，为了避开朋友和敌人，他退居到江西山区，在那里发展他的农民革命理论原则。
儒勒刚到海南才一年多，刚重新抓住中国的脉搏，就要迁往另一个岗位了。他在这个岛上的工作，使他结识了印度支那总督，而后者欣赏这位官员“尽职的合作，他那精细、谨慎、有谋略和随和的优点，使他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国共两党的争端中，使法国在海南的利益完好无损”。当然，儒勒一方面为在离开海口时有这样的评价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对能离开此地感到松了口气。与其说是出于岛上政治的紧张，不如说是由于麦尔塞黛表现出了疲劳的征兆 。“乐和甘夫人的健康状况较差，不能忍受临海而居。医生建议乐和甘夫人避免海洋性气候。所以，我期待有一个不直接靠海的职位。”儒勒1928年这样写信给他的上级。于是，上级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将他调到了1913年曾任职的汉口。
在这个重要的城市里，蒋介石在一年前刚刚夺回英国租界，其紧张气氛远非海口能比。国共两党的冲突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尽管儒勒认为上级遗忘了他，然而他还是以最大的忠诚来尽到职责，就像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在汉口的工作日志上，他的上级头一回对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评语。当然，儒勒曾自认虽然脾气好，但也不乏个性；当然，失去一个孩子，会让人因痛苦而影响和别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儒勒在今后几年的变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久放弃的开头，是一种占据了儒勒心灵的“痛苦的清醒”的结果。儒勒渐渐放弃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级的关系，完全随性而行，随痛苦摆布。灵魂和心灵在漂泊……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3）
1930年2月，回法国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没想到在见不到玛利亚的痛苦上，还要增加失去一个孩子的悲伤。他带着双重的阴影离开上海，去支持麦尔塞黛，安抚两个孩子。而对于麦尔塞黛来说，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准备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中国。
因此，1931年儒勒独自回到汕头。这是在一个他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里出现的新城。可是与喧闹的首府不同，汕头只是个懒散的小城，儒勒根本无法过充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汕头的停留期间，儒勒只吃着白面包，远离家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家人过来，而对她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并且还可以保证孩子的教育”。儒勒经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