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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街的那个，问问他们是不是能复制，只要不毁坏照片，就可以将照片留在他们那里。你要和他们说，我不要稿酬，只需在照片下标注：“由总领馆负责人J·L先生提供。”
在那些对事件的表达流于肤浅的同事身旁，儒勒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镇静，出色而客观地发布了一些消息。10月21日，他叙述最终找到了在西藏失踪的邦思当第，就体现了这种镇静：
我最终收到了邦思当第先生的消息：他在塔仙楼（音）困了一个月而出不来。我请他回来的电报发到了道乌（音）。他立刻从道乌出发，六天后到了塔仙楼，那是农历7月26日。所有通途已经被封锁。一个邮递员抄小路来到领馆给我送他的信。出于谨慎，我们决定最好不再通信。整个西藏似乎都处于封闭之中。
从北京来的报纸发表了官方评论，与我的报告并不完全相符。我已经表达了获取信息有多困难，所以我从不否认，我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坚持那些我传达的被称为是错误的信息……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现在在成都，物价变得十分昂贵。我们欧洲人的钱还够花，可对于民众来说，抬价就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再也找不到煤炭和木柴，一些行政机构徒劳无功地收购。煤和柴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我们也同样，很快就会缺乏一些欧洲食品，这种亏缺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可能很大。钱变得罕见：我们从能提款的银行里把钱都提出来了。官方办公室也停止发薪。有人向我证实，通常在农历每月26日给士兵发薪的军饷处，今天也没发出钱来。
武汉革命之后不久，中部和南部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上海紧随其后。帝国在面临崩溃之时，重新任命袁世凯为最高军事首领。这种重新任命，表现出帝国的绝望。因为袁世凯从1909年就因为其新思想和扩大的影响而被免职。这是帝国争取苟延的最后机会，却实际上促进了自己的灭亡。袁世凯领导军队夺回了汉口，汉阳。但他很快就明白，外国人已经放弃了满清政府。而他可以把局势拧向对他个人有利的一面。
在当时混乱的中国政局阴霾下，儒勒继续给母亲写信。他也收到了两封父亲的来信。同行的鼓励和父亲的柔情，给儒勒周围阴沉的气氛中增添了一道亮色。
巴黎，1911年11月9日
亲爱的儒勒，
我怀着强烈的兴趣读了你的信和报告。你经历了艰难时光，我的小家伙，这是显示你价值的机会。毫无疑问，你会坚持，表现得像你一开始就表现的那样，做一个积极、热情和冷静的官员。这是事业的好开头。我衷心地为你喝彩，向你祝贺！
我们当然很担忧，害怕这样严峻的事件给你带来的重担，带来不可避免的疲劳。
中国的消息只能通过英美的报刊传到我们这里。都说运动是在中国人之间进行，外国人没有受到牵涉。这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刺激欧洲或美国势力介入。中国人明白这点，这是个好兆头。
幸好，你有一种快乐的天性，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天性是非常珍贵的！
我亲爱的小家伙，愿上帝保佑你！你的生活至今为止都十分幸福，我认为，你碰到这件事对你是一个新机会。你能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事件。
全心拥抱你
阿尔弗雷德·k
巴黎，1911年11月24日
亲爱的儒勒，
我今早收到你10月12日的信，倍感欣慰。它证明成都的通讯没有完全中断，而你继续用好的心态来证明你的冷静和勇气。我们没有一分钟不想你。你母亲非常警惕，不显露出忧虑来。但我感到了她的忧虑，实际上也确实有担忧之处。
你的报告很有趣，各种事实使人更加了解真相。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成都人民并无恶意，而是很驯顺的。法国和欧洲为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让他们产生好感。让这些善良的服务一直维持到动乱结束吧！你看这是怎样的事情呀，我的小家伙！此时你正快马加鞭。
再会，亲爱的儒勒，接着保持你的作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记着我非常爱你，这个时刻，我比以前任何时刻都更多地为你祝福。
深情地拥抱你
阿尔弗雷德·k
第二部分：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14）
成都，1911年11月19日
亲爱的妈妈：
这种管理领馆的经验真是我们想象当中最奇特、最有趣和最困难的。这段时期，邦思先生继续在塔仙楼呆着。那里或许是零下许多度的冰天雪地。我这礼拜给他寄了封信。他至少能收到吧？我有点担心他，不知部里会怎么想这件事。至今为止，他已经离开三个月了，而这段时间里正发生着动荡。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圣诞节回来。他回来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共和国了。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现在，让我们以互相拥吻千回来结束这一年吧。感谢上帝，我们是极少数对个人生活没有抱怨的人。
儒勒
在政治纠结还没解开之前，成都最后一次进入混乱状态。1911年12月初，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暴力洗礼。情况十分严重，到了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应被疏散的时候。让儒勒向我们讲述这个日子吧，就像他12月11日向外交部汇报的那样：
我们上周经历了非常惨烈的一段时间：军队起义，把成都洗劫了，很多地方都在起火，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
从12月1日起，一阵可怕的交火在新军和旧军之间展开。后者中有三人被杀。他们去营里寻找救援，一边喊着新军起义了。消息并不可靠，却在城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除了这三桩屠杀以外，还有零散的几桩。卡思戴尔先生在门口发现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一个去码头租船的中国人看到一个无头尸；两个警察被殴打；还有受伤的，断肢的，瞎眼的商人，挤在慌张逃离的平底驳船上……
这种情形，虽然不一定绝对危险，但我看在眼中，认为事态严重，产生了“让所有没有不可避免的任务的人都不要逗留”的想法，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重庆。我特别为妇女和孩子们担忧。其实，木雅克夫人和特里浮夫人都决定离开。我指定特里浮先生陪伴她们，并且暂时结束他在医疗队的职责，以书面命令让他在重庆工作，让他呆在那里，直到陆路开通再回到这里的岗位上来。几乎所有的新教教士都收拾起行李：一个真正的小舰队组织起来了……
周五，12月8日
新军和旧军聚集在童桥场（音）上。那是一个和领馆街垂直交叉的练兵场。为了表示接受停火，六个兵团出发去万县沿线的主要城市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我在领事馆的门口观看练兵。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响。起先我以为是练习和朝天开的空枪，但是士兵和人群慌乱的奔跑，让我意识到情况严重。我立刻回屋，关门之前迎进了几个逃命的人。我留在那儿，想借着门栅栏看看风头。我的一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跑来告诉我，绿营士兵们从花园里纷纷进了领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士兵们是来杀我的，他拼命要把我藏起来。我则宁愿自己去看个分明。我发现假设来杀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敌意：“别害怕，别害怕！”他们一看见我就向我嚷道。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人继续跳过墙头，很快就有百十来人，平民或军人，都是来躲子弹的。我向他们打探事情起因，但毫无收获。后来才有了满意的解释：从战斗一开始，有人就向军队许诺了双倍的薪金，可是却只发了一份。于是新军就有人高声反抗，还跑去抢劫军饷。可能有人朝天放枪，由于人群庞杂密集，他们说，两个人被打死了。
新军一边跑，一边叫“到皇城去，到皇城去”。他们一边跑，一边要沿途的人拔掉“汉”旗。那些旗子迅速魔法般地消失了。朴总理空谈了一番要等着他们，实际上却消失得至今不见痕迹。士兵们分发弹药装备给最底层的人民。很快，城市里的抢劫开始了。银行、慈善机构、杂货商店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占领……我步行一个个地拜访了同胞，我想不必再说明所有人是如何焦虑。我碰到了好几拨抢劫的人。他们的情况实在悲惨。披挂着子弹，步枪或大刀握在手里，他们拿着的要么是一件衣服，要么是一篮货币，要么是一条被子。我还了解什么？在这种图景中增加恐怖的是人们的态度：所有的居民都在那里，在他们的门槛边，空睁着眼，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姿势。在我的最后一站，木雅克医生家，我找到了几乎所有的非神职的法国人。在外部环境恶劣和我同胞中大部分人极端绝望的情况下，我发布了一条逃往重庆的命令。除了我应坚守岗位外，我解除了所有医生和护士的责任。我坚决要呆在成都，因为这个职位上不能没有主管。
一百多名欧洲人要乘三十多条船离开。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百名保卫安全的士兵。儒勒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