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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样应该告辞回家了，虽然还没有品尝菊花这些鲜艳斑斓的外壳所蕴藏的冬天的乐趣。乐趣尚未来到，而斯万夫人似乎不再等待什么了。她任仆人收拾茶具，仿佛在宣布：“关门了！”她终于开口说：“真的，您也要走？那好吧，再见。”即使我留下来，也就未必能体会到这陌生的乐趣，而原因不仅仅在于我的忧郁，也就是说这种乐趣并不存在于迅速导致告辞时刻的那条时间的老路上，而是存在于我所不知的一条小路上，我本该拐弯进去才对。不过，我的拜访至少已经达到目的，希尔贝特会知道她不在家时我来看过她父母，还会知道，用戈达尔夫人的话说，我“一上来，从一开始就征服了维尔迪兰夫人”（医生夫人从未见过维尔迪兰夫人如此“殷勤讨好”，还说“你们大概天生有缘份”）。希尔贝特将知道我曾恰如其分地、怀着深情谈起她，她将知道我们不见面我仍然能生活下去，而她最近对我的厌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她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曾对斯万夫人说我不能再见希尔贝特。我这样说，仿佛我决心永远不再见她。我要给她写的信也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为了给自己鼓气，我要求自己作最后的、短暂几天的努力。我对自己说：“我这是最后一次拒绝她的约会。我将接受下一次约会。”为了减少这种分离的痛苦，我不把它看作是永久分离，虽然我感到它将是永久的。
这一年的元旦对我十分痛苦。当您不幸时，无论是有意义的日子还是纪念日，一切都会令你痛苦。然而，如果你失去了亲爱者，那么，痛苦仅仅来源于强烈的今昔对比，而我的痛苦则不然，它夹杂着未表明的希望：希尔贝特其实只盼着我主动和解，见我没有采取主动，她便利用元旦给我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爱上你了，你来吧，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见不到你我简直无法生活。”从旧年的岁末起，我就认为这样一封信完全可能，也许并非如此，但是我对它的渴望和需要足以使我认为它完全可能。士兵在被打死以前，小偷在被抓获以前，或者一般来说，人在死前，都相信自己还有一段可以无限延长的时间，它好比是护身符，使个人——有时是民族——避免对危险的恐惧（而并非避免危险），实际上使他们不相信确实存在危险，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需要勇气便能面对危险。这同一类型的毫无根据的信念支持着恋人，使他寄希望于和解，寄希望于来信。其实，只要我不再盼望信，我就不会再等待了。尽管你知道你还爱着的女人对你无动于衷，你却仍然赋予她一系列想法——即使是冷淡的想法——赋予她表达这些想法的意图，赋予她复杂的内心生活（你在她的内心中时时引起反感，但时时引起注意）。对希尔贝特在元旦这一天的感觉，我在后来几年的元旦日都有切身体会，那时，我根本不理睬她对我是专注还是沉默，是热情还是冷淡，我不会想，甚至不可能想到去寻求对我不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恋爱时，爱情如此庞大以致我们自己容纳不了，它向被爱者辐射，触及她的表层，被截阻，被迫返回到起点，我们本人感情的这种回弹被我们误认为对方的感情，回弹比发射更令我们着迷，因为我们看不出这爱情来自我们本人。
元旦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希尔贝特的信没有来。那几天我收到几张迟发的或者被繁忙的邮局延误的贺年卡，所以在元月三号和四号，我仍然盼望她的信，不过希望越来越微弱。后来几天里，我哭了许多次。这是因为，我放弃希尔贝特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出自真心诚意，我一直盼望在新年收到她的信，眼前这个希望破灭了，而我又来不及准备另一个希望，我像服完了一小瓶吗啡而手头又没有第二瓶吗啡的病人一样痛苦异常。但是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而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同一种感情有时包括相反的因素，那就是在我的内心中，对希尔贝特来信所抱的希望曾使她的形象离我更近，当初我急于见她，我如何见到她，她如何待我，凡此种种所引起的激情曾再次涌上心头。立即和解的可能性否定了顺从——其巨大力量往往不被我们察觉。人们对神经衰弱的病人说，只要他们躺在床上不看信不读报，他们便会逐渐安静下来，然而病人却不相信，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只会更刺激他们的神经，同样，恋人们从相反的心理状态来观察“放弃”，在未真正付诸实行以前，他们也不会相信“放弃”会具有裨益身心的威力。
由于我心跳过速，人们叫我减少咖啡因的剂量，我减量以后，剧烈心跳果然停止，于是我开始怀疑：与希尔贝特近乎绝交时我所感到的焦虑莫非是由咖啡因所引起的？而每当这种焦虑重现时，我总以为是因为我看不见希尔贝特，或者（偶尔与她相遇）看见她冷冷的面孔而感到痛苦。不过，如果说这药才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的想象力进行了错误解释的话（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情人们最沉重的精神痛苦往往是由和他们同居的女人的生理习惯所引起的），那么它仿佛是使特里斯多和绮瑟①饮后长久相爱的药酒。咖啡因的减量虽然立即使我身体好转，但并未消除我的忧郁。如果说这带毒性的药没有创造忧郁，至少它曾使忧郁更为尖锐。
①特里斯多和绮瑟是十二世纪法国民间传奇中的两个人物，他俩因误喝药酒永生相爱，并受迫害。
快到一月中旬，我对新年来信的希望破灭，失望所引起的附加的痛苦稍稍有所缓解，然而，“节日”前的悲伤又卷土重来。它之所以十分残酷，是因为我就是这个悲伤的制造者，有意识的、自愿的、无情的、有耐心的制造者。希尔贝特和我的关系是我唯一珍惜的东西，而我却不遗余力地破坏它，用长期不来往的办法逐渐制造我的冷漠（并非她的冷漠，但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不断地、竭尽全力地使我身上爱恋希尔贝特的那个我进行残酷的慢性自杀，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此刻的行为及将来的后果。我不仅知道再过一段时间我将不再爱希尔贝特，还知道她将为此感到遗憾，她会想方设法和我见面，但都和今天一样不能如愿以偿，并不是因为我太爱她，而是因为我肯定会爱上另一个女人，我将长时间地渴望她，等待她，不肯腾出一秒钟来和希尔贝特见面，因为希尔贝特对我将毫无意义。毫无疑问，就在此刻（我已决心不见她，除非她正式要求解释，或者表白全部爱情，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我已失去希尔贝特，但我却更爱她（我比去年更强烈地感到她对我是多么重要，去年的每天下午，我都能如愿以偿地和她在一起，以为我们的友谊不受任何威胁）。毫无疑问，此刻我憎恶这个念头：有一天我会对另一个女人产生同样的感情。这念头从我这里夺去的不仅仅是希尔贝特，还有我的爱情和痛苦，而我是在爱情和痛苦之中，在眼泪中努力确定希尔贝特的意义的，现在却必须承认这爱情和痛苦并非她所专有，它们迟早会献给另一个女人。因此——这至少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们永远超然于具体对象之外，当我们恋爱时，我们感到爱情上并未刻着具体对象的名字，它在将来，在过去，都可能为另一个女人（而不是这个女人）诞生：而当我们不恋爱时，我们以明哲的态度对待爱情中的矛盾，我们随兴所至地高谈阔论，但我们并不体验爱情，因此并不认识它，因为对爱情的认识具有间歇性，感情一出现，认识即消亡。我将不再爱希尔贝特，我的痛苦让我隐约窥见我的想象力所看不到的未来，当然，此刻还来得及向希尔贝特发出警告，告诉她这个未来正逐渐成形，告诉她它的来临是迫近的，甚至无法避免的——如果她希尔贝特不来协助我对那尚在萌芽状态的未来的冷漠进行摧毁的话。多少次我想像给希尔贝特写信，或者跑去对她说：“请注意，我已作出决定。此刻是我最后一次努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很快我就不再爱你了！”可这又何必呢？我有什么权利责备希尔贝特无动于衷呢？我自己不是对除她以外的一切无动于衷，而并不引咎自责吗？最后一次！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因为我爱希尔贝特。但是对她来说，这就好像是友人在移居国外以前写信要求来访一样，而我们往往予以拒绝（仿佛拒绝爱我们的讨厌女人），因为我们在盼望快乐。我们每天所支配的时间具有弹性，我们所体验的热情使它膨胀，我们所引起的热情使它收缩，而习惯将它填满。
此外，即使我对希尔贝特讲，她也听不懂。我们说话时，总以为听话者是我们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我的话语仿佛穿过暴雨的活动水帘才到达希尔贝特那里，拐弯抹角，面目全非，仅仅是可笑的声音，而再无任何含义。人们借话语所表达的真理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确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真理才能在话语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论战中，某人不顾种种论据证据，将对立面的理论斥为叛逆，但是后来他却皈依了这个最初被他憎恶的信念，而原先徒劳传播这个信念的人却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杰作，对于高声朗诵的崇拜者来说，它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