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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一轮驱魔咒仪式一旦完成，就象怒气冲冲的女妖剥下她的第一层外衣，用迷人的风韵将自己装饰起来一般，我见过的这个傲慢的尤物变成了我遇到过的最可亲可爱的人，最殷勤体贴的小伙子。
“好啦，”我心想，“我对他已经看错了，我受了海市蜃楼的害。可是，我不过胜了第一个马上就要落到第二个手里而已，因为他是一个迷恋贵族阶级的大老爷，他又要极力掩盖自己的真相了。”果然，圣卢所受的全部良好教育，他的全部可爱可亲，不久之后，便叫我见识了另一个人，而与我怀疑的很不相同。
这个外表上是个傲慢的贵族和运动员的小伙子，只对精神方面的事情看得重、有兴趣，特别是对文学和艺术上的时髦表现十分有兴趣，这在他婶祖母看来，似乎是那么可笑。此外，他满脑子都是她婶祖母称之为“社会主义演说”的玩艺，对他自己的阶层充满了深深的蔑视，经常花几小时研究尼采和普鲁东。他是很快便佩服人家钻在一本书里，只关心抽象思维的“知识分子”①。这种倾向非常抽象地表达出来，使他与我平常操心的事情距离很大，甚至就在他进行这样表述的时候，虽然我觉得很能打动人，可是也叫我有些厌倦。我可以说，我刚刚读了关于著名的德·马桑特伯爵那充满轶事的回忆录之后那些日子里，当我确实知道了这马桑特伯爵就是他的父亲以后，我特别希望对德·马桑特先生过去的生活知道得更准确，更详细一些。想到罗贝尔·德·圣卢不但不满足于做他父亲的儿子，不但不能将我引进他父亲的一生这部过时的小说中去，反而培养自己去热爱尼采和普鲁东，我真是气得要发疯。在马桑特伯爵身上，一个已经遥远时代那样特别的风雅与充满幻想的精神合二而一了。他的父亲说不定不会赞同我的遗憾。他本人是一个聪明人，越出了他那个花花公子生活的界限。他几乎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儿子，但他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我相信他可能与家族中其它人相反，会赞赏他的儿子，会为儿子将构成父亲从前可怜的消遣的东西抛在一边去进行严肃的思考而感到高兴。他会不露声色地，怀着他那伟大神师的谦虚精神，去偷偷阅读儿子最喜爱的著作，以估计一下罗贝尔比他高明多少。
①“知识分子”这种用法，在当时还是新词。
再说，还有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就是虽然德·马桑特先生心胸很开阔，会欣赏与自己那么不同的儿子，但是罗贝尔·德·圣卢是相信品德与某些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人，他对自己的父亲怀着虽说充满感情却又有些蔑视的记忆，他的父亲一辈子就是关心打猎，赛马，听瓦格纳的曲子要打哈欠，对奥芬巴赫却非常着迷。圣卢还不够聪明，他不懂得智力价值与附和某种美学模式毫无关系，他对德·马桑特的“智慧”看不起，同布瓦尔迪欧的儿子对布瓦尔迪欧、拉比什的儿子对拉比什可能会看不起一样，因为这些儿子如果是最象征主义文学和最复杂的音乐的信徒，就必然会看不起自己的父亲。
“我对父亲了解很少，”罗贝尔常说，“据说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人。他的不幸就在于他生活在那个可悲的时代。出生在圣日耳曼区，生活在‘美女海伦’的时代，这就造成了一生中的灾难。如果他是热衷于‘Ring’①的小资产者，说不定还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人家甚至告诉我，说他很喜爱文学。无法知道究竟，因为他所理解的文学，完全由过时的作品组成。”
①德文：戒指，此处是指瓦洛纳的四部曲《尼布隆根的戒指》。
对我来说，我觉得圣卢有些严肃，而他则不理解我并不比他更严肃。他判断每一事物，只凭这事物所包含的智慧有多重，某些事物赋予我美妙的想象，他体会不到，而认为这些事物很肤浅。他自认为我比他逊色得多，可是我能够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他很惊异。
头几天，圣卢就征服了我的外祖母。不仅通过他巧妙地向我们两人表现出无时无刻的好意，而且在好意上又加上自然，他在各种事情上均是如此。自然——大概是因为透过待人接物的艺术，他叫人感觉到自然——这是我外祖母看得最重的优点，无论是在花园里，还是在烹调上，还是在钢琴演奏上，都是如此。在花园里，例如在贡布雷的花园里，她不喜欢有特别整齐的花坛；在烹调上，她讨厌所谓的“拼花样”，那种几乎辨认不出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食品，在钢琴演奏上，她不喜欢过分雕琢，加工过细，她甚至对鲁宾斯坦①弹琴音符不清、走调都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这种自然，她甚至从圣卢的衣着上体会出来，是轻松的华丽，无任何“装腔作势”以及“拘泥、刻板”，不僵硬，也不上浆。她更欣赏这个富有的年轻人那股毫不在乎、自由自在的劲，生活在奢华之中却没有“铜钱臭”，不摆阔架子。圣卢依然无法阻止自己的面部透露出某种激情，她甚至从这上面也找到这种自然的动人之处。
①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一般来说，随着童年的逝去，这种无法做到便和那个年龄的某些生理特点一起消失了。例如他热切地期望着什么，而又没有指望得到，哪怕是一句恭维话，都会使他迸发出那种骤然、炎热、有感染力而又外露的快乐，他无法控制，也无法掩饰。快活的怪相无可阻挡地飞上他的面庞，双颊细腻的皮肤透出红晕，双眼映出羞涩和快乐。对这种直爽和天真无邪的优美表露，我外祖母无限感动。这种表情，在圣卢身上，至少在我与他友情甚笃的时代，是不骗人的。
我认识另一个人——这样的人很多——对这个人来说，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的红晕所表现出的生理上的诚恳，丝毫不排除道德上的表里不一。这种红晕，常常只证明一些足以干出最卑鄙、奸诈行为的人感到高兴的强烈程度，他们甚至在快乐面前不能自持，不得不向别人承认这种快乐。使我外祖母特别酷爱圣卢的原因，自然是他那样毫不拐弯抹角地承认他对我怀着好感。为了表达这种好感，他用的那些词语，我外祖母说，似乎连她自己也找不到，是最准确的，真正动情的，是同时属于“塞维尼和博泽让”的词语。他也毫无拘束地拿我的毛病开玩笑——他挑我的毛病那种细心劲，叫我外祖母觉得好玩——但也象我外祖母一样，是满怀柔情的。相反，他热情地、毫无保留地、毫不冷淡地尽情赞扬我的优点，而他那个年龄的年轻人一般认为，非要借助于保留和冷淡才能显出自己了不起。我稍感不适，他就去叫人来；天气转凉，我自己还没发觉，他已经把毯子盖在了我的腿上；若是感到我很忧郁或者不快活，他便不声不响地安排好，晚上陪我陪得更晚。他表现出那样的细心周到，从我健康的角度来说，更严酷一些对我说不定更有好处。我外祖母觉得这几乎有些过分，但是，作为对我疼爱的表示，她深深地受到感动。
我们两人很快就说好了：我们已经成了永不相弃的挚友。他说“我们的友谊”时，就好象谈一件什么存在于我们身外的重要而甜美的事情一般，而且很快他便将“我们的友谊”称之为他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了——对他情妇的爱不计在内。这些话引起我某种感伤，我很为难，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和他在一起，和他谈话——肯定，与任何别的人也是如此——我丝毫感觉不到没有人陪伴时反而会感觉到的那种幸福。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我感到有一种感觉从内心深处涌来，是那种给我以甜美的快意的感觉。但是，我一跟什么人在一起，一跟一位朋友谈话，我的思想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考朝着谈话对象而去，而不是朝我自己而来了。思考循着这样的反方向而去时，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快乐。我一离开圣卢，便借助于语句，将我与他一起度过的纷乱的每一分钟理出点头绪来。我心里想，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是罕见的，我感到周围皆是难以到手的财富，这时我恰恰体会到与对我来说实为自然的快乐相反的东西，与从我内心汲取了什么，并将这个隐藏于半明半暗之中的念头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体会的快乐相反。如果我花上两、三个小时与罗日尔·德·圣卢聊天，他对我对他说的话又很赞赏，我便感到某种后悔，遗憾，厌倦，觉得不如一个人独处及准备好开始工作。但是我心里又想，一个人聪明并不仅仅为了自己，最伟大的人物也期望为人欣赏，我不能将这几个小时视为浪费，在这几个小时的过程中，我在朋友的心目中建立起了自己高大的形象。我很容易地说服了自己，认为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正因为我不曾体会到这种幸福，我更热切地期望永远不要剥夺我这种幸福。对于我们身外的财富，人们总是比担心所有其它的财富更担心这些财富消失，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占有这些财富。
我感到自己能够比很多人更好地体现友谊的美德（因为我总是将朋友的利害放在所谓个人利益之上，我对这些个人利益是不在乎的，而其他人对这个极为关切）。但是感到我的心灵与他人心灵之间的差异——我们每个人心灵之间都是有差异的——不但没有扩大，反而会消失，我却无法因此而感到快乐。相反，有时，我的思想从圣卢身上辨别出一个比他本人更普通的一个人，“贵族”，而且就象一种内在的精神指挥着他四肢的动作一样，是这个“贵族”在指挥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候，虽然我在他身旁，实际上我是独自一人，我在他面前好似我面对一处风景，理解了这景色的和谐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我的思考力图加深对这件物品的认识。我总是从他身上找到那个先入为主的、上百岁的人，那个恰巧是罗贝尔期望自己不是的贵族，这时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