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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250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2500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250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2“隐形”轰炸机编队。
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12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
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3比索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150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1994年12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6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5比索对1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20％。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
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或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干预墨西哥问题的背景。面对大量旗鼓相当的各种因素，做出最可能的决定的关键是分析这些因素，并确定每个因素的成功可能性和重要性——这就是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样做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认识绝不是像我或财政部的其他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完美。而且，即使是通过最系统和深入的工作，一项根据事实和分析做出的决定也不会自动地出现在我随手做记录的黄色拍纸簿上。决策的最终因素是判断的难以捉摸。我们在墨西哥危机中形成的决策程序——而且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将一再使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这是因为我在私营领域的经历。但这次涉及的考虑因素范围更为广泛。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干预失败，美国信用可能会受到的损害；如果我们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我们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
干预成功也会带来危险。即使我们的努力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人们称之为“道德危害”的问题。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予以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寄希望于官方干预。在墨西哥，投资者可能会变得心满意足，1994年他们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没有充分注意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可能不足以维持他们做出的兑换美元承诺的危险。我们担心，我们阻止墨西哥金融崩溃的计划可能会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能够与艾伦·格林斯潘和拉里·萨默斯深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福分。从个人背景、所受专业训练以及脾气来说，我们三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艾伦是一个保守的、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宏观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敏锐的实际理解的经济学家。在进入政府前，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且生意兴隆。他做事一丝不苟，有着非常优秀但又低调的才智。拉里的父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拉里是曾获得在哈佛任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他是一个有活力、自信的理论经济学家，对政治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到位的认识。我对经济学有着相当好的概念性理解，曾有在华尔街从事交易业务和管理工作的经历，还参加过民主党政治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确定的答案，知道我有问问题的习惯。尽管我们三人的个性不同，但配合默契——也许对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证明了我们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的工作态度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三人都有自我，但在我们的碰头会上，我们都不去突出自己。我们都努力相互配合，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高明或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解。我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形成的相互信任。在4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一起开会和讨论外，艾伦、拉里和我每周至少一次共进早餐或午餐。1999年我辞职后，拉里和艾伦继续了这一传统。就我所了解，在这些私下场合，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说过的话都没有被泄露过（为了本书的写作，他们允许我提到这些对话）。
我在白宫时曾经常看见格林斯潘，但我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和他并不熟。在我们一起全力处理比索危机时，我们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艾伦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这就是他在1979年反对政府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原因。尽管艾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两害相权，为了阻止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危险，他采取了有道德危害的方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是努力去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
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
墨西哥的问题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