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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
第一部第7节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
第一部第8节
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包括达马托参议员和劳彻·费尔克洛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提出的带有敌意的问题，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