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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这个名利场的开发商，可以往大了说，也可以往小了说。
往大了说，是激荡的社会情势。３０年来，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冠以各种名目的体制变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催生出一个包罗公共事务的巨大的公共领域。目不暇接的公共议题，日益显现出普通人认知能力的局促，他们需要判断、解释、评价。情势如此，知识分子们想不上场，想不公共，是不可能的。
往小了说，是激增的公共媒体。２０年来，公共媒体伴随社会变革快速增长，媒介确实如社会学家所说，变成身体的延伸。不管出于媒体竞争的需要，抑或其他，反正，公共知识分子们要感谢CCTV，感谢凤凰TV，感谢一大堆各式各样的TV，感谢，感谢，感谢一天25小时也点击不完的门户网站，是它们，让一拨拨的学者，不仅活着，而且活跃于名利场中。
也许，道德感极强并且的的确确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承担巨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名利场这个词。如果是这样，那么，请您息怒，我没有贬斥谁的意思，我所做的只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描述，因为你能保证自己的行为动机不在于追名逐利，但你不能保证“活着，且活跃于媒体”的其他学者，都像你一样为使命感而活着。再说了，你要怨，也只能怨公共知识分子这支队伍中冒出了“安徒生的皇帝”，不能指责说出真相的“小孩”。
依我个人混迹新闻界的经验，能够赢得名利场开发商的亲睐，跻身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学者，大致有以下四类：
勤奋正直，就像美国反智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学术道路上，他们诚实、守信、勇敢、勤勉，只知付出不图回报，最后出发却率先冲向终点，秦晖和他的同志们基本上属于这一类；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7）
2009…11…24 20：52：36 本章字数：1385
位高权重，就像旧时的翰林，他们出身于官方智库，有着官僚序列的职衔，却有着民间知识分子说真话的勇气，勇于为底层民众代言，敢于和权贵叫板，比如被称作“吴市场”的吴敬琏；
传奇独特，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身世传奇，个性独特，极具传播性，他们或者像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那样是从海峡对岸游水过来的，或者像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那样狂生傲语，年纪轻轻就蜚声于华人经济学界，年老时却因为涉嫌逃税买卖假古董弄得满城风雨；
搏出位，善于将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娱乐化，擅长用前卫、尖锐的话语方式予公众以颠覆性的印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类学者胆子大，不怕打官司，我胆子小，怕打官司，就不提代表人物的名字了。
可见，在知识分子通往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在推开名利场大门的那一刻，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天生公共浑然天成，有的处心积虑刻苦经营，有的顺势而为，水到渠成，有的逆水行舟，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有一拨人在公共知识分子的门外，犹豫徘徊，反复地问自己： 公共知识分子，做，还是不做？名利场的入场券，要，还是不要？
200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央视的一个朋友去咖啡厅见一位学者，他在央视露过脸，人很聪明，还很上镜，那种气质特别适合上电视，很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可是，他既没有博客，也不迎合媒体，给我的印象是，他还徘徊在名利场的大门之外，有时候想进去，有时候又不想，既迎且拒。
他让我想起四五年前，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苏州大学的一个讲坛上回答学生为何纵情于学术研究时说： 为了名，还有利。
印象中，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教授们大跌眼镜。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公开承认治学的动机在于名利的人，还是不多的。
当然，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是另一回事。当名利场开发商的红绣球高高抛起，争先恐后抢夺红绣球的学者，依然不乏其人。还是那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名利场的入场券意味着名利双收，学者们争先恐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经意间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贺卫方等人，多年前可能未曾预料，公共知识分子的世俗价值，最终会以出场费的形式表现于外。
几年前，我就遇到过一位经济学家的太太缠着请她先生去演讲的报社催要出场费的事。
对与此无关的读者来说，出场费的事的确事不关己，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可能会使大家对数额比较感兴趣，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就尽我所知，报个价： 总体上，出场费的高低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成正比，公共性越高，名气越大，追捧的粉丝越多，价格也就越高。在我的视野中，以人民币为单位，低的一千两千，高的一万两万，寻常的在五千上下。
见钱眼红是人之为人的弱点。虽说这是一个上帝都可以原谅的弱点，但我仍然恭请您不要眼红，因为，获利于名利场的，不仅仅是作为开发商的新闻媒体，作为承建商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普普通通的读者、观众、网民，也是获利者，尽管我们收获的未必总是代表先进文化的真知灼见，毕竟也能丰富我们的学识，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维。你别反驳说，他们中的少数人，经常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再落空的预言，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人民么，人民需要娱乐呀。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1）
2009…11…24 20：52：37 本章字数：1276
第六章 政治人物采访记
在我们这个没有见识过炉边谈话的国度，采访高官，特别是在任的国家级领导人，对一个记者来说可谓五味杂陈。2007年农历新年后上班的第一天，我独家专访了宣称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8年“两会”前后，做了十年审计长的李金华，将任期内最后一次媒体采访的机会给了我；当了十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在告别政治舞台的倒数第三天，与我分享了他的横越政经两界的风雨人生路。
｜独家专访高级官员的背后
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对话曾经无数次地激励过我。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记者的时候，我就梦想过像法拉奇那样随心所欲地采访素未谋面的领袖们，与总统首相外长们自由交谈，写出世界争相传阅的报道。
待我真的成为一个记者，法拉奇式的梦想好似深夜里滑过天际的流星，仅仅闪了一闪，就消失了。
2008年春天，做记者的第十个年头，我开列了一个名单，希望自己所在的民间色彩浓郁、行政级别不高的媒体，能够跻身“庙堂”，就读者感兴趣的话题，独家专访中国明星高官，面对面地与他们展开对话。
媒体圈的朋友们怀疑我的“希望”太过渺茫，渺茫得接近于“失望”。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高官尚未形成接受媒体独家专访的习惯，即便他们愿意接受一次独家专访，幸运的也恐怕只有官方正部级媒体，或者全球性著名媒体。
我还是希望试试我的运气。此前一年，我独家专访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那时候，我所在的媒体同样是民间色彩浓郁、行政级别不高。
我果真撞上了好运。名单中的三个人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
2008年度“两会”前一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我代表《南方周末》进行的独家专访，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李金华阐述了他对中国审计体制的道路选择的观点，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在20年审计生涯中的心灵感受，他还强调，这是他以审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铁面审计长谢幕》的专访最后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同日刊出。
我还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卸任前三天，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他回顾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畅谈了他的参政议政之路，并以一个民主党派领袖的参政经历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规律。
“两会”结束前，《南方周末》还以一万余字的篇幅，刊载了我对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专访，叶小文首次对国内媒体如此详细地解析了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成因和当代思维，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西藏问题、达赖问题、梵蒂冈问题、中美宗教冲突的看法。
接二连三的独家专访，给予我作为一个记者的成就感，尽管它们都是以不为人知的笔名与读者见面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就其中的两篇发表了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当然，三篇独家专访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南方周末》的品牌影响力，实现这一切恐怕是不可能的。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2）
2009…11…24 20：52：38 本章字数：1066
当然，这种虚荣心的满足，离不开独特的时代和区域背景。在一个高官畏惧媒体的时代和区域，没有哪个记者会无聊地炫耀这种虚荣。
平视的目光和心态
法拉奇在采访中怒斥过卡扎非。我没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就我独家专访高官政要的情境而言，我始终提醒自己用平视的目光待人。事实上，他们也是以平视的目光和心态接待记者的。
“平视”，是与俯视、仰视相对应的，它是一种目光，也是一种心态。现实中，我们面对采访对象的目光和心态，就像一个世俗的店小二，已经习惯了看人下菜碟。采访高层时，我们仰视他们，采访底层时，比如犯罪嫌疑人，我们俯视他们。
有一回，无聊的时候，我查看了媒体关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报道，深感一个高官千万不能成为阶下囚。别的不说，媒体记者报道他们的目光和心态，从谄媚到蔑视，不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