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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公关公司的经理
那个将记者视为富豪侄子的比喻，是从占有财富和权力的角度出发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记者职业的本位出发，就不会生发那样虚幻的感叹。回归新闻记者的职业本位，我们的使命在于传播资讯逼近真相、监督权贵捍卫公正，掌握权力和财富的采访对象对我们最好的帮助，是对我们完成使命的帮助。他们帮我们获得新闻，我们通过新闻成就自己。
仅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的已经太多太多，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们赋予我什么。究其原委，我们与采访对象的关系原本是工作关系，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新闻媒体的记者，而非公关公司的经理，我们和他们走到一起的目的在于获取新闻，而非交换权力和财富。
做了十年记者，我采写了一篇篇突破自己的新闻报道。回头想想，离开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采访对象的鼎力帮助，很多新闻报道都会胎死腹中。我能对个别在职国家领导人进行独家专访，得益于掌权者的帮助。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采访，一旦离开个别采访对象权力背景的援助，就真的不可能完成。
过去几年，我还撰写了七本非虚构作品，其中两本直接与富豪相关。一本《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本《权变： 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如果没有浙江广厦集团总裁郑可集先生、浙江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冠巨先生、江苏远东集团副总裁汴华舵先生等若干财富精英的理解支持、鼎力相助，它们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来到世间。
我们还可以再换个角度，将人生当作一趟旅行，将自己视为一个看客，那么，当一回“富豪家的侄子”岂不很好？我们可以在富豪家自由地出入，随意地溜达，把玩我们感兴趣的物什，满足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3）
2009…11…24 20：53：09 本章字数：1206
做了十年媒体人，我所采访过的握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可以列出一条长长的名单，我不可能有机会和他们都成为朋友，更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帮助，可是，他们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视野。他们对国家、对学问、对人生的态度，为我洞察世界开启了一扇更大的门。
我还曾采访、结识过一群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人，他们中，有的从高官沦为阶下囚，有的从富甲一方的富翁变得不名一文，有的从社会名流堕落为社会上有名的二流子。
无论是功成名就的采访对象，还是身败名裂的采访对象，我都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从他们的一生中拿出或长或短的时间，与我分享他们对宏观世界、微观事件的看法，我也从他们的沉浮荣辱中，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接近了世界的真相。
以友为灯，以己为靠
能否与采访对象成为朋友，靠的是因缘，不是攻关。我们所有的态度只能是结善缘，不攀缘。
和多数记者一样，拜偶然的因缘所赐，我和少数采访对象由工作关系慢慢变成了朋友关系，他们有的穷困潦倒，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是普通的县处级、司局级公务员，有的是掌权者。我接济过穷困潦倒的朋友，也接受过掌权者和富有者程度不同的帮助。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他们让我看到财富和权势背后真实的一面，让我对人生、对世界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更为通透的理解，让我懂得“以友为灯，以己为靠”的道理。
从业十年，我从一个新闻人变成一个法律人，探寻转换的缘起，我总要忆起从业之初并不如烟的事和人，他们当时还是一群普通的处级公务员，他们是我最初的采访对象，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不仅是一个个新闻线索，还有一个职业选择的契机。
1998年我大学刚刚毕业，被分配到中共合肥市委机关报《合肥晚报》做记者，跑政法口，安徽省司法厅是我经常联络的机关之一。每隔几日，我就往该厅律师管理处处长王颖辉、副处长张国昌、安徽省法学会秘书长俞秀国等人的办公室溜一圈，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时间久了，彼此有了感情，他们对我的影响逐日超出工作范畴。我能在十年之后成为一个法律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和他们的交往。
王颖辉曾建议我报考法学研究生，并帮我积极联络他在北大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同学，6年后我真的拿到了法学博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虽然学校不是北大，导师不是他的同学，但是，考研究生的种子却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种下的。
俞秀国任省法学会秘书长期间，我和他一起去巢湖市开过一次会，返程时，只有一部轿车，他让我和他的两个女下属乘坐，他和另一个小伙子则去巢湖汽车站搭汽车返回合肥。他总是很乐观，哪怕不如意的时候。他说，他本是安徽霍邱一个放牛的孩子，能去西南政法大学深造，能到省直机关任职，已经很幸运了。每当我心绪难平时，我常想起他说的话，提醒自己守住本分，守住底线，笑对生活，得失随缘。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4）
2009…11…24 20：53：10 本章字数：1182
张国昌是我离开合肥后联系最为频密的一个省直机关干部，他是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忠厚、朴实、勤勉，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无声地鼓舞我见贤思齐，向他学习。十年后，若非阴差阳错，我就在他的联络下成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博士后。
离开合肥将近十年，安徽省司法厅所在的淮河路是我走得最多的一条路，每次路过合肥，我就抽时间去那条路上，和张国昌等人聊聊天，吃吃饭。还有一些人，已经多年未曾谋面，但他们的面孔一旦从我心头闪现，我就觉得非常温暖。彼时在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的刘结冰，是第一个鼓励我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十年后，我真的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
当采访对象由工作关系过渡为朋友关系，他们还会影响到我的世界观，影响到我的人生态度。2003年，我在采访中偶然邂逅了无锡灵山的董事长吴国平居士，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始了我和灵山的殊胜因缘。六年来，每逢心烦气躁，心神不宁，我都会拜访灵山，和吴国平先生坐坐，喝杯茶，在灵山景区走走，看看大佛，看看太湖烟波，心的脚步就会慢慢放下来。灵山的因缘告诉我，以平常心待世间事，我们就会变得不那么紧张，对人、对己、对世界的态度就可以变得更为宽容。
当采访对象变成朋友，我获得的不仅是来自朋友的友谊，还有来自老师的教益。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先生、常州市副市长张力航先生、福建省人大法工委主任游劝荣先生，等等，他们曾经是我的采访对象，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他们栖身官场，却是教育界、化工界、法学界实实在在的专家。感谢起于采访的因缘，接近他们，不仅是写了一篇稿件，完成了一项工作，还是一次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新闻界也有很多堕落的机会，感谢采访中结识的亦师亦友的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行为，一而再地提醒我少犯错误，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及时回头。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与采访对象有了世俗意义上的友谊，原则上，他就再也不是我的采访对象了，因为我无法在朋友关系与工作关系间建立防火墙。2009年，我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不得不采访灵山时，内心充满了无奈、矛盾和尴尬。
路是自己走的，我只能“以己为靠”。但是，没有那些像“灯”一样照亮人生道路的朋友，我就不可能走得如此顺畅。所以，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我从采访对象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多好处。我不能太贪心了。
学习他们，而非贬低他们
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都曾不知不觉地做过你的良师，如果你静思自己在业务上的进步，你会惊觉，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凡是有报社的地方，就有说不清的是非。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5）
2009…11…24 20：53：11 本章字数：1061
行走在新闻界，无论你在哪家报社、杂志社、电视台，不管是在官方主办的媒体，还是在民间色彩浓郁的媒体，总会发现文人相轻、互不待见的现象。不同单位的同行偶然坐在一起，茶余饭后免不了议论一下自己的同事，高尚的、卑劣的，聪明的、蠢笨的，不说个子丑寅卯，似乎那聚会的酒菜就难以下咽，一个单位的同事不时扎成一堆，三三两两，只要关系不错，就要嘀咕一番同事的好坏、水平的高下。
不用说别人，我自己也是。尽管时常提醒自己闲谈莫论人非，有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回头想想，这绝对是一个恶疾。事实上，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你的老师，他们不单提升了你的业务素养，还会撑大你的生活半径，给你一个更大更远的世界。
从“大特写”到“普利策特稿”
1998年，我在《合肥晚报》社初为记者的时候，诗人赵德润先生将我领进了“大特写”的世界。所谓“大特写”，本质上类似于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那时候，我玩得不伦不类，领导们有时候也不支持，赵先生就将我的“大特写”传递给其他城市都市报的“大特写”编辑们，当年编我“大特写”稿件的辽宁报业集团总编辑郝华中先生等师长，日后还成了我的莫逆之交。结识安徽之外的都市报同行，让我偏居合肥一隅仍能明了全国范围内优秀都市报的操作。
2000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