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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地想想，媒体和记者的价值，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贡献，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体性的。毋庸置疑，过去的20年内，我所在的媒体，在不同的时期的确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和同行比，我们拥有更多优秀的记者和编辑，做出了更多优秀的报道，做出了一份相对出色的报纸。但是，这些年，新闻业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的一己之力推动的。我承认我们的光荣，承认我们曾经和现在所做的贡献，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对新闻的功能的推动，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中，不是独立的、唯一的。
我们说媒体的重要、记者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媒体重要和我们作为记者重要，而是因为媒体在整个社会运营当中担当了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如果我们说第四种权力真的是新闻自由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它仅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种权力制衡的力量。它对社会的正面价值，是通过结构性功能体现的，而非像革命家那样是通过办革命的报纸来实现的。
正文 “看不到晚霞，也看不到晨曦”（5）
2009…11…24 20：52：07 本章字数：547
的确，过去若干年中，我们的同行或者我自己，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向贪官污吏愤怒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可我们不是民主斗士，也不是反腐战士。扪心自问，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我在人群中的口碑，并不比农民工更正面、更光彩。正义并不总是属于我们。
我们偶尔做出的对这个社会的一点点贡献，是通过记者这个职业来体现的，而非我们自己本身有多高尚，我们不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不是救赎人类灵魂的牧师。
我们更非革命家。革命家需要的不是新闻，而是希特勒式的舆论炮弹。革命家也不需要记者，因为他们不需要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观点，他们只需要营销己方观点的通讯员。
如果吉姆·米尔斯的故事曾经刺激过我们做顶级记者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甘地，我们只是一名梦想报道独家新闻的记者，印度摆脱英国奴役的独立战争是甘地领导的，而不是新闻记者。即使吉姆·米尔斯真的站到了天堂门口，即使是他这样的顶级记者，他仍然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
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角色所要求的那样客观记录、公正评论，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我们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公众、对得起自己了。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1）
2009…11…24 20：52：08 本章字数：1060
第三章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虽然我们和财富明星的关系总是在利用与反利用中翻来覆去，虽然我们和官员是“天敌”，虽然我们和公共分子的关系暧昧不清，我们依然不能丢失我们作为记者的本分，为了扒粪而扒粪，为了揭丑而揭丑。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到四川大地震中留下笑名的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在舆论征伐的风口浪尖，我专访了他们，稍后，我便听到读者和同行的双重叹息，前者为我惋惜，说我受到了利用，后者为我遗憾，说我丢失了真相。
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新闻当事人是否正直，并不重要；他们所说的话，公众是否爱听，也不要紧。就媒体的本位而言，我们应该为各种舆论提供阵地。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体，是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捕风捉影，任意举起舆论的鞭子，想抽就抽。
当“搞”这个字眼大行其道的时候，“扒粪运动”正在中国闪烁出点点滴滴的燎原星火。“阴谋”、“黑洞”中国媒体对商业领域内有影响的公司和公众人物的质疑和曝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猛烈。
“扒粪运动”始于1902年前后的美国。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和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扒粪者”的角色，英文叫muckraker，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 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耙目不转睛，专注于腐败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语很快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扒粪，是想说，“扒粪者”和“扒粪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对扒粪的态度全球各有不同，但我认为，扒粪有理。如果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相信“盛世坏消息”是永远不会错的。董桥说，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我不否认这位香港第一才子的说法，但我坚信记者的历史使命不是史官，媒体不应该负责记录完整的历史，它的使命是一个“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瞭望者”，在于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一双警惕的眼睛。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2）
2009…11…24 20：52：09 本章字数：1165
我赞同扒粪，但我还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扒粪”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媒体并没有遵循扒粪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而滑向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的轨道，即便那些秉承公共利益的宗旨在“做正确的事”的媒体，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做到“正确地做事”。
或许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扒粪。曾经，我们对官方主流媒体中的少数记者“黑吃黑”深恶痛绝。而今，我们发现一些以市场化媒体自居的传媒，也开始奉行绿林好汉的逻辑。据信，不久前的一家媒体，在质疑一位富豪的时候，曾数次将写好的稿子交给被质疑的大亨，希望换取1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样的行径与繁峙矿难中收取金元宝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种扒粪是为了争夺眼球。在眼球决定成败的今天，一些媒体试图闯入“禁区”的冲动异常强烈。能不能在有“粪”的禁区内打好擦边球，有时候被视作眼球争夺战中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闯入有粪的禁区并全身而退，铤而走险者开始在“政治正确”上下功夫。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报刊如何在类似仰融事件的报道中，高举着国家利益的大旗，置法的精神于不顾，单方面为打倒诉讼一方的当事人（仰融）献计献策。想到这样的扒粪、这样的扒粪立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粪堆上插鲜花”。
我最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扒粪，基于道德判断的揭黑。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在动机上要纯粹洁净得多。关乎富人的财富来源于“肮脏的原始积累”的判断，成了他们扒粪的原动力。发现疑点而后调查之，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天然属性，然而，我们切不可将疑点当做事实，用道德上的怀疑取代必要的调查采访。我们要采访当事人，而不仅仅是接近消息来源的“知情人”，我们要核实传闻，而不是捕捉传闻作为拉长文章的“料”。虽然连官方的司法机构也未必有能力将涉及权力和市场的大人物调查清楚，但要求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揭黑，并非苛求。
据说，今天很多媒体对揭黑的兴趣，来源于《财经》的经验。一般的说法是，《财经》因为“银广厦陷阱”等揭黑文章，同时赢得了两个效益。闻此说，我想到了“银广厦陷阱”那则报道中的一纸证明，一张由天津海关出具的证明，那薄薄的一页纸，是调查的力量，证据的力量。那些准备大搞特搞的媒体，在大扒特扒之前需要想一想，我们能准备那样的证明吗？
套用法学上的一个说法，除了实体正义，我们还需要程序正义。在“扒粪”的时候，我们同样崇尚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更不可以在莫须有的情形下，捕风捉影，任意进行舆论鞭挞。毕竟，“扒粪”不是泼粪，泛道德角度上的理直气壮的原罪式质问，并不能替代基于事实的采访调查。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3）
2009…11…24 20：52：11 本章字数：968
记者和官员是什么关系
就职业的生态链条而言，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是天敌，记者这只“看门狗”，天生就是为百姓看管政府官员的，他必须假定每一个官员都是可能偷窃民众的“贼”。
当《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大卫·布罗德在汕头向中国记者说起尼克松总统给他白眼的时候，铁本案、嘉禾案、毒奶粉案中的政府官员们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乌纱帽，这几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 由媒体报道而受到广泛的关注，进而导致上级部门介入，最后，丢官的丢官，进监狱的进监狱。
我相信，这些官员在心里一定对“肇事”记者怀着愤怒。事实上，“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当官秘诀。在那些人的眼里，当下的中国记者已颇似西方传媒理念中的“看门狗”。
作为一个记者，我对“看门狗”这个称谓，一点都不觉得忤逆。我不否认传媒业在中国是一个高尚的事业，但我们在理解这个行当时，可以尝试着由“恶”出发。就像控权论者看待政府和政府官员，总假定他们是“恶”的，滥权才是他们的天性，我始终认为，就其工作本性而言，新闻这只“看门狗”生来就是追腥逐臭的。因为“腥”、“臭”往往是最大的新闻。追腥逐臭的本性，决定记者和官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并不是“鱼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