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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像是“猫鼠关系”。
我曾去一个东部沿海省份采访。当地一位官员用牙缝里蹦出来的“兔崽子”来“称呼”一名几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按照这位官员的描述，他在办公室里滔滔不绝地向那位记者介绍他们造福于民的经验，嗣后让他的下属以交个朋友的名义，伺之以热情的酒菜。酒酣耳热之际，办公室里不愿意说的话，全说了。不日，报纸面世，酒桌上的话成了白纸黑字，《焦点访谈》随后闻风跟进，一个造福于民的工程，顿成媒体警惕祸民工程的反面典型。
诸如此类的“教训”多了，“猫鼠关系”渐成官员们的共识。“防火防盗防记者”，不仅是民间人士的笑谈，还见诸部分市委的红头文件。我曾去中部一个省份采访，一位市纪委的负责人以颇显老迈的躯体，吞着药片陪我们喝酒。我猜想，桌面上一遍遍“朋友”、“兄弟”的他，回家后很可能骂我们“***”。那天，我的同伴也喝得酩酊大醉，大家都出于无奈。我们担心他不喝多，交不成朋友，挖不出料道；他觉得我们不喝多，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诚意，最终不能把我们劝走。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4）
2009…11…24 20：52：12 本章字数：1233
少数官员似乎不能接受“工作关系即猫鼠关系”的事实，极端者将之异化成个人恩怨乃至打击报复。过去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被地方官僚暗算的事，逃脱公安追踪是朋友聚会时说得最为精彩的话题。一个记者朋友曾告诫另一个记者朋友，你曝光了这个案子，要小心，一不能找小姐，二不能赌博。
在一个什么都可能被颠覆的时代，“猫鼠关系”常常被颠覆成猫鼠同谋。同谋中，兄弟关系、幕府关系一一显现。
北方一家媒体门前，曾发生过记者被检察官追到臭水沟而后被戴上手铐的一幕，据称，缘由是该记者受官员朋友之托，利用内参陷对方于不义。我以为，利用舆论工具赤裸裸地为官员朋友大打出手的记者，已将他们和官员的关系，推进到类似于黑社会的“兄弟关系”。
幕府关系较之兄弟关系更具普遍性。不少新闻记者身处舆论机构，信息灵通、头脑活络、人脉纵横，他们中的部分人经常利用这样的优势充当官员朋友的幕僚。近年，部分地方官员成为新闻人物的背后，就有着“记者幕僚”策划的痕迹。
当然，记者和官员的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中的“猫鼠关系”，或者非工作关系中的“兄弟关系”、“幕府关系”。非工作关系中，也有并不龌龊的朋友关系。记者无职无权，生活洒脱，或者像个政论家，或者像个行吟诗人，少许有文人气质的地方开明政要，或者出于文人的惺惺相惜，或者出于官场的孤寂，很容易和记者成为真正的朋友。
铁本案发生后，一个同行去找他的官场朋友，一个涉案地方官员。孰料，那位同行的官场朋友向他表示： 我有纪律，我不能跟你说，你要采访，可以依工作程序，和某某联系。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必须分开。
这让我想起CBS的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在自传中叙述的一个细节，一位和他由工作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的白宫前官员，执掌美国的谍报机构后，当即和他断绝了所有的往来。克朗凯特也自觉地不再找他。
回头想想，那位同行的官场朋友做得很不错。就职业的生态链条而言，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是天敌，记者这只“看门狗”，天生就是为百姓看管政府官员的，他必须假定每一个官员都是可能偷窃民众的“贼”。
财富明星的媒体恩仇
一个财富明星，领着几个下属去上海出差，晚上觉得无聊之时，对一个下属说，打电话喊几个记者过来玩玩。闻者打趣说，怎么你的口气，就跟找几个“小姐”来玩玩差不多？
2003年初，一个媒体朋友去浙江采访吉利集团的CEO徐刚。徐是一个刚刚下海的副局级的前政府官员，我担心徐可能会像所有带着非议的下海官员一样，婉拒他的采访邀约。友人胜券在握地说，他一定会接待我的访问。他的信心来源于他所效力的商业媒体，吉利是做汽车的，一个CEO绝对不会冷淡一个具有业界领袖地位的商业媒体，哪怕他从骨子里觉得讨厌。换言之，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利益的分上，徐也会善待他。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友人的判断完全正确。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5）
2009…11…24 20：52：13 本章字数：1129
回头看，我的那位媒体朋友还有自知之明，晓得徐是卖个“佛面”。事实上，现实中看破自己“僧面”轻微的商业记者并不是很多。据说，很多记者都认为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把他们当朋友。一位媒体圈内颇有影响的总编辑说，这只是柳善于做人的缘故，事实上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记者朋友。
究其本质，财富明星们热待记者，不是因为媒体对他们的商业有着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就是担心媒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属性坏了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希望媒体能够给他们以支持，商业上的支持是吹捧他们的公司和产品，道义上的支持是监督那些对他们不够友好的衙门作风浓厚的衙门人。我的一个前同事曾满怀义愤地说，某某不是个好家伙。她的理由是，2000年前某某三天两头寻她和她的哥们姐们，一旦要去纳斯达克上市，便一阔脸就变，现在更不用说了，上富豪榜了，想请他的秘书捎个电话都成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财富明星们早就通过一些途径传达过他们对媒体记者的认识，只是大家沉浸在友谊的假象中未能觉察而已。２００２年前后，我听过一个业内笑话，说北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明星，领着几个下属去上海出差，晚上在一个休闲娱乐场所，觉得无聊之时，对一个下属说，打电话喊几个记者过来玩玩。闻者打趣说，怎么你的口气，就跟找几个“小姐”来玩玩差不多？
或许，以“小姐”来比照财富明星心目中的商业记者，可能过了些。但商业记者的价值在财富明星那里真的是“公器”的价值，而非记者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从《财经》对银广厦的揭露，到被商业媒体穷追猛打的“新疆首富”、“上海首富”，过去的几年里，财富明星们对商业记者的态度已经大为好转。他们没有想到，从前都将他们当做伟大的商业故事中的主人公来描述的记者们会真的朝他们砸“砖头”。当亿万富翁孙大午在媒体的声援中走出囹圄，摆脱牢狱之灾，有财富明星感叹： 他们的力量真的不容小觑，他们还真的可以为我所用啊！
为我所用的时候，当然不止于身陷囹圄的那一刻。２００４年初，京都众多房地产专线记者都收到一位京都地产大亨的电子邮件，声称当年的房价还会再涨。一时间，舆论四出，“涨”声如潮。末了，建设部官员公开不点名地批评该地产大亨，利用媒体炒作房价。
平心而论，财富明星利用媒体，瞧不起商业记者，也与部分记者和部分媒体的不自重相关。个别记者一接过财富明星们的“红包”，什么公器，什么公共利益，什么商业道德，就统统去***，连装都不愿意装了。最经典的丑闻，当数拿金元宝替财主消灾的真实故事。少数媒体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用“黑吃黑”的方式，逼迫财富明星们去他们的媒体上做广告，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6）
2009…11…24 20：52：14 本章字数：1079
卸任不久的IBM前董事长郭士纳，在他亲笔写就的自传中一点都不隐讳他不太瞧得起记者的态度。他说，他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每年接受采访的次数不过两三次。他坚称，他总是拒绝和四类记者打交道： 那些认为只有坏消息才叫新闻的记者；那些为了抢头条而不惜牺牲报道内容的记者；那些让你认为他们是在有倾向性地进行报道活动的记者；那些就是不喜欢你的记者。曾有美国商业记者抱怨说：“当我给微软的比尔·盖茨打电话时，他从来都是亲自接电话，为什么郭士纳做得那么差劲？”郭士纳的解释是，他只接受一个有精确的采访提纲，并对IBM认识深刻的记者的采访。
仔细品味这个异国财富明星似乎很有道理的话，除了说明要求采访他的记者大多数时候总是浅薄和泛泛而谈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点，一是他的傲慢和偏见，另外就是潜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媒体的利用之心。
当我面对张维迎
当张维迎处于风口浪尖，他到新闻媒体上自我辩护，何错之有？我们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给他一个自由兜售观点的摊位，有何不妥？新闻自由不仅是记者的自由，是利用媒体攻伐张维迎的人的自由，它还是张维迎的自由。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张维迎有没有撒谎，我是否应该将他的言辞刊载出来？当记者审慎的怀疑精神与来自采访对象的权威的非真实信息发生冲突时，我建议我们接受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杰克·富勒的观点：“先刊载了再说。”
口水新闻的价值在哪里
采访张维迎，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意外。
2007年11月26日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采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光华”）院长张维迎。我一愣： 张维迎发生了什么事？
来电者说，一封以张的同事、另一位光华教授的名义发表的网络版公开信，指责张维迎内斗，骂他品行“卑鄙肮脏”，是“流氓”。
我突然想起，此前的那个深夜，凌晨3点的光景，年轻的同事苏永通在MSN上问我： 是否认识光华的老师和学生？
光华是中国商学院的翘楚，是中国版的哈佛商学院，每年都有数十名高考状元来到试图成为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光华。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好事者津津乐道的新闻。
此前半年，张维迎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