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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的人们致歉，他的美誉度会高得多，新闻报道的传播力会大得多。问题是，我不是谭力，我不能替他说，我只能忠于他的原话。尽管他的原话在部分读者或者部分同行看来，很没有味道。可这不是记者的错。
顺便说一句，现实中，篡改采访对象的原话，甚至于替采访对象说话的记者，不乏其人。曾有感觉采访对象所说的“人话”不合“官话”标准的记者，将“人话”篡改成“官话”，也曾有感觉采访对象所说的“原话”不合读者口味的记者，大胆地替采访对象说了话。后者往往没有卑劣的动机，他们只是觉得他们的读者、他的稿件、他所在的媒体更需要那样“正义的声音”。
我曾在一家媒体的编委会上，听到一个前同事大声地说，绝对不能给那些“左”派提供舆论阵地，我们只能发出自由主义的声音。我很纳闷，希望发出自由主义声音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给“左”派提供舆论阵地呢，自由主义者不是主张声音自由的么？
就媒体的本位而言，它应该为各种舆论提供阵地。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体，是因为各种舆论需要交锋。为什么讨厌媒体为一部分人说话的媒体人，在现实中同样希望堵住另一部分人的嘴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谭力就反感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的说辞就反过来认为记者的文章不好，媒体的立场不正确呢？
了不起却不足取的心态
对于新闻真相，我想多说几句。在我们报社的历史上，对真相的追寻是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在上个世纪末，在“众媒闭口我独吼”的黄金时代，我们有时候会成为真相的独家供应商，尽管我们并非唯一的新闻供应商。我不晓得，是否这个时代的成就，养成了我们独家供应真相的心态。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7）
2009…11…24 20：52：27 本章字数：589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想说，这样的心态是了不起的，但却是不足取的。独家供应真相是竞争制胜的法宝，是每个优秀的新闻供应商所必不可少的理想，但它仅仅是一个理想。我们所有的努力只能是逼近这个理想。
哲学意义上的真相，是不可能独家供应的。敢这样想，等于宣称自己可以独家垄断真理。
新闻意义上的真相，同样是不能独家供应的。我们不是唯一的新闻供应商。就追求真相的新闻史而言，历史上绝大多数真相的暴露是新闻接力赛的结果。
我们鼓励并欢迎新闻的市场竞争，是因为只有充分竞争的新闻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我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考察美国新闻界时发现，支持共和党的媒体和支持民主党的媒体有时会掐架，掐架的过程虽然暴露了部分媒体的褊狭，却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相，使得妄图偏袒某个总统候选人的媒体难以得逞。
好几年前，有家媒体做了个《吕日周真相》，我已记不清到底写了啥，但我相信它所呈现的一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相，它只是还原吕日周真相的一个环节，至多是逼近了真相。起码，后来《新京报》所报道的整版的关于吕日周利用职权妨碍司法的情况就没有出现在《吕日周真相》中。
说了许多口水话，无非是想说，我们只是新闻供应商中的一家，我们的稿件只是新闻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祈望垄断真相的发布，因为真相永远在他处。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1）
2009…11…24 20：52：28 本章字数：847
第四章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知识分子的王者归来，使得偃旗息鼓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文人论政”卷土重来，借助知识分子、大众媒体和公共议题的互动，学者们占据媒体的一角，或者仰仗专业领域的研究，冷静客观地评析世界，或者依靠公车上书的激情，煞有介事地纵论国事。
他们是一群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的人。
跟他们打交道，有的人让你高山仰止，有的人让你怀疑他是个骗子。
骗子的事，我就不说了，仅以我敬仰的秦晖先生、毛寿龙先生和我打交道的往事，说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的暧昧及其由来。
如果波斯纳来到中国
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赞誉远远少于批评，但被批评的这个群体却因之更为时髦、更为走俏。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从英文public intellectuals翻译过来的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差不多成了贵族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犹如欧洲王室授予知识分子的爵位，高贵得很。
如果波斯纳先生来到中国，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景象，会怎么想？
波斯纳，曾经受命调解微软垄断案的美国著名法官，《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作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传播居功至伟。他不是这一概念的炮制者，却是第一个下定义的人。依据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他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就是指那些占据公共媒体、公众讲坛，敢于对自己素无研究的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见解的人，政治也好，社会也罢，只要大众有兴趣，他们就敢说，至于他所评论的是否是他所研究的专业领域的问题，他们并不在乎。
显然，波斯纳在讲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含有些贬斥的味道，但他并未表现于外。在研究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波斯纳似乎没有赋予道德评价，说他们好，或者不好，他只是一本正经地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数据库中，输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字，看他们的“媒体曝光率”，英文叫media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2）
2009…11…24 20：52：30 本章字数：1073
该周刊以特征描述的方式，做出了解答： 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在此之前，英国《前景》杂志曾评选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入选标准是波斯纳式的，而非《南方人物周刊》式的，他们只要求入选者具备两个条件： 活着，而且活跃。活跃的内涵是，凭借专业领域内的卓越声望，不分专业内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影响公共生活。
我们尚不知道被定义为官方媒体的上海某报对英国《前景》杂志的态度，对他们捣鼓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是赞同，还是反对，我所知道的是，该报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不点名地驳斥了“我们的杂志”所诠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并斥之为效颦之作。虽然他们觉得类似概念只是“不能影响社会舆论主调”的一点“噪音和杂音”，但是，决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评论员文章仍然严肃批评道：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
尽管喜欢以集体署名方式撰写评论员文章的上海某报，并未点明“我们的杂志”是哪家杂志，我身边的读者还是不容置疑地将之理解为《南方人物周刊》。当时，该周刊创刊不足半年，无论是发行量和舆论影响力都小得很，人们怀疑，上海某报的评论员文章，以及诸多转载该文的官方媒体，客观上帮扶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增进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传播。
这样的怀疑是否对应一个肯定的结论，我不得而知。倘若真的是这样，倒与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赞誉远远少于批评，但被批评的那个群体却因之更为时髦，更为走俏。
秦晖教授家的茶水
在媒体和学者构筑的市场关系中，媒体是需方，学者是供方。没有媒体旺盛的市场需求，就不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中国的诞生。
2000年夏天的某一个午后，我去清华大学采访秦晖老师，那时候，秦晖老师的名气还局限于小圈子，成就他的名声的是专业著作，而非新闻媒体。
倒了两路公共汽车，终于找到了秦晖老师的家，说了半个多小时，口渴得不得了，我很想要杯水喝，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怕打搅了他。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因为什么而采访他，只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有些记者采访他，最后不仅没有形成专访，甚至还在文章中隐匿了他的名字，只是笼统地将他的观点写进报道。
天啊，这不是观点的剽窃么？我想。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3）
2009…11…24 20：52：31 本章字数：1257
当时的我，肯定没有剽窃秦晖老师观点的主观故意，但我也肯定没有采访他然后发表一篇人物专访的思想准备。根据要求，我采访他的目的，就是将他的观点引进我的报道，增进稿件的思想力，弥补新闻资讯本身的不足。
说到这里，我先暂停故事本身的叙述，谈谈我曾概述过的学者在新闻中出现的三种情形：
其一，深度不够学者凑，我们对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某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新闻事件缺乏独到的看法，于是，我们就采访学者，问他们怎么看；
其二，事实不够学者凑，我们获知了某个新闻由头，但是无法接近新闻当事人，对核心事实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为了避免新闻媒体竞争中的“漏报”，编辑部主任往往会让记者去找一两个学者说几句；
其三，新闻不够学者凑，当我们的报道素材渐感稀缺，学者本身也会成为新闻媒体爆炒的新闻人物。比如说，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五常，之所以能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掀起“张五常热”，就是因为媒体把他当成了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
显然，我找秦晖老师的行为，属于前两种情形。究其性质，是记者对学者的利用。利用是个贬义词，但是，承担道义责任的不应该是我，而是我所在的媒体，以及当时的媒体生态环境。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媒体生态链中出现了市场化媒体。所谓市场化媒体，就是那些寄生于官